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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与西方的冲突，要探索出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中国梦，需要解决大国胸怀与创造力的问题。二者实际上都涉及到中国国民人文素质和精神品质的问题。一个民族确立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路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以往任何一个帝国的兴起，都没有完全避开“铁血道路”，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今天，中国的大国道路必须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以文明的创造和文明的引领能力作为奠基，以此解决中国同美国及西方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是重构国家精神、真正解决精神动力之源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支撑，在精神力量激发和精神大厦的建构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张学良曾经讲过，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三民主义，也向成员灌输这种信仰，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丰厚民族精神，为民族精神注入活力，必须实现政治观的突破。时代特点决定了，在精神空间的开拓上需要突出人文精神，以此解决精神虚无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文精神对一个民族达成理想境界的极端重要性。什么是人文和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以特定的文化方式把人送达至理想的境界，所谓以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而文化的本质也存在于人文理想与教化方式之中。比如，中国的人文奠基于农业文明或小农经济之上，突出依附、亲情和血缘伦理，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根本。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文明，强调自由迁徙，因而不存在过度的裙带和依附，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只能寄托于契约，比如这个时期产生了矗立于罗马广场的十二铜表法。其实追溯犹太教，其内容也是强调契约，即摩西与上帝的约定。两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两种人文性格：一是寄希望于权威的裁决，一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中国重群体，西方重个体的文化原因。上升到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在独立思考和科学精神基础上造就自由的人，由此达至理想的境界。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固守旧有的观点和方法，而不能科学解释现实，就会失去说服力。所以，重新诠释共产主义，弄清其究竟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也需要新政治观来支持。
当然，政治的问题必须在政治范畴内寻求突破。强调新政治观的重点之一就是构建精神大厦。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因为这是党的立身之基，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原因所在，还是中国建设现行政治制度、权力运行模式的逻辑起点。需要强调的是，即使精神大厦已经建构起来，也还有一个精神灌注问题。世界存在着两大价值系统、评价体系和话语系统，西方的精神力量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国家意志(法)、宗教、职业精神，由于职业精神主要出自基督教新教伦理，因此，西方的精神力量和行为规范依靠两个宗教和法。与之相对应，我们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有共产主义这一终极追求，有精神偶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较为纯洁的得到民众认同的党的干部集团，特别是有很高道德感召力的高级领导干部集团，他们的身体力行传播政治思想，很容易赢得追随者。今天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个时期甚至出现了贪官讲廉政，双重人格者讲纯洁，无德者讲道德的现象，这也是思想教育效果每况愈下的原因。这个瓶颈不解决，思想引领作用就无法真正发挥，而解决的路径必须依靠政治观的突破，只有如此，精神灌注的新路径才能得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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