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将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根据国际比较可知，中国将是第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国强国。为此，需要优化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制度。
一、开启共同富裕伟大征程
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党百年的伟大成就，呈现了一幅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壮丽画卷。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共同富裕，都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发展、顺应人民期待所确立的战略目标。2021年以来，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共同富裕是党历来重视的发展目标。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份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文件中首次提及“共同富裕”，其表述为“使农民能够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后每五年一届的党代会均提及共同富裕。2020年以来，推动共同富裕的节奏明显加快。2021年发布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目标的实现时间比2017年十九大时提出的2035年提前了十年。“十四五”规划还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总的思路，最终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普惠性。居民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扶幼等，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要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广泛地惠及每一个人。二是公平性。观察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视角，应当看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是否缩小和缩小的程度；同时保障每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三是全面性。共同富裕不仅仅指收入水平提高、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也不能落后，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比翼齐飞；并且要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是整体均衡的、协调的。四是品质性。共同富裕，离不开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要求。发展质量提升，生活品质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的成色才会更足。
二、中国将是第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国强国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GDP都低于2万美元，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近些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增速都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将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发达国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历史上看，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由于过度发展军事和重化工业，使其经济实力“外强中干”，上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大约3000—4000美元，不到同期英法德的一半、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在80年代中后期苏联收入不平等程度直线上升，到1993年俄罗斯基尼系数接近0.5。所以说，苏联在历史上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
将比较的范围放置于全球，不难发现，中国将是第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国强国。由于资本主义经历时间长，且在上世纪推行殖民主义，一些欧美国家较早完成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成为发达国家。然而，直到今天这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普遍较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作为资本主义大国代表的G7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美国基尼系数大约0.4，英法德意加日的基尼系数大于0.3。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基尼系数小于0.3的国家只有北欧五国：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小国，其人口、面积、经济体量等都不足以成为大国的代表。
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潜力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大国。中国是新兴经济体中实力最接近发达国家且增速又高又稳的国家。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将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约为2万—2.5万美元（暂无一个明确标准）。据世界银行统计，阿根廷、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家均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大约为3000美元，与高收入国家标准差距较大，短期内这些国家都将难以越过1.2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标准。
所以说，当前的世界还没有大国强国实现共同富裕，而中国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迈进，将成为第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国强国。
三、如何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决定，当前要格外关注线上市场的分配结构。初次分配对于最终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洞察初次分配的具体结构可以发现，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形态或生产关系。在农业时期、工业时期和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对应的分配结构有很大差异。从全球来看，现有较富裕国家都是工业经济时代实现的，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在数字经济时代打造共同富裕的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要着重处理好数字经济的分配问题，努力实现“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分配结构更加优化”这个理想目标。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合理分配给劳动者，藉此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分配问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从而让更多的人可以凭借数字技能创业就业，提高社会向上流动性，由此再分配之前的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资本等各方得到的收入差距就不是很大。
再分配要增强对分配差距的调节功能，鼓励勤劳致富。再分配的主要任务是“调节”，通过税收方式调节收入差距，包括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存量的财富分配差距。目前中国与OECD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很大区别，就是再分配对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作用较小。因此，要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税收征管，更好发挥收入调节功能。在加强调节力度的同时，还需特别关注调节的导向性，要鼓励勤劳致富。要改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工薪税特征，逐步将投资收益、股息收益等资本利得收益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的范围，增强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功能。对勤劳的工薪阶层、创新能力强的科研人员、生育二孩三孩的年轻人等人群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允许他们合理合法地少纳税，“提低”“扩中”，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同时，研究发掘那些不合理的高收入来源，设计专门的征税办法，针对性调节高收入，并且加强对网红、直播带货等新型个人收入所得的征收管理，拓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范围。尽快落实房地产税，研究设计遗产税和赠与税，有效调节财富分配差距。税收调节之外，再分配还包括转移支付，主要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解决好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让人们不论收入高低都能够安心地过上体面的生活。当前，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低收入者倾斜，精准帮助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向农村倾斜，带动乡村振兴；向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倾斜，提高全体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三次分配侧重先富带后富，要形成全社会自愿捐赠的氛围。完善税收减免制度，加强做善事的褒奖和宣传，真正做到“善有善报”。加强公益组织、团体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拓展公益资金的投资模式和范围，让参与公益事业的人、财和单位都能够在制度上更便利地运行。调动高收入人群回报社会、先富带动后富的主观能动性，营造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使三次分配在规模上和增速上都能够对收入分配格局带来实质性改善作用。
（作者：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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