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三农”领域的一件大事。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到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再到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已基本构建起来。在“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的节点上，把握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精髓，才能确保各地的实践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
在制定这部法律前，农业农村领域已有很多法律法规，宏观层面的有农业法、畜牧法、土地管理法，专业的如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何还要制定一部专门指导乡村振兴的法律？原因有很多，先从两个维度来看。
一方面，乡村发展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的共性部分需要固化和推广。以往，很多地方也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但常常“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乡村振兴落地落实，要真刀真枪地干、真金白银地投。立法将更加明确乡村地位的重要性，更加明确如何让乡村更好发挥功能，将已有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措施法定化。通过法律规定乡村振兴最低限度必须做成什么样，任何地方都不能毫无作为。
另一方面，乡村发展也有一些深刻教训。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很多乡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陷入人、财、地“失血”的困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农民生活、乡村面貌得以改善，但也有极个别地方违背乡村发展规律、违背农村实际，把好事办成了坏事。治理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难点、痛点，比如耕地流失减少、生态受到破坏等，要有硬措施。这部法律就是要让一些地方不能肆意妄为，让一些地方不能急躁冒进，给一些地方划红线、设底线。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已3年有余，我国乡村格局正处在大演化大调整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遇到的挑战更多样，利益关系更复杂。在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之际，有必要以法律为准绳，重新审视乡村振兴的关键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有促进城乡融合的高度。城市和农村是命运共同体，从地图上看，城市是一个点，乡村是一大片，城市的发展要靠乡村的托举。衰弱的乡村无法承载繁荣的城市，而振兴乡村也涉及城乡关系的深刻调整。因此，这部法既是“三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也是有关城乡融合的上位法。该法开设城乡融合专章，对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产业协同等做出明确规定。在笔者看来，关键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有维护农民利益的厚度。“三农”工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伴随乡村建设行动，一些地方酝酿大拆大建，一些地方打起农民土地主意。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多听农民呼声，多为农民着想。把农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找出来、解决好，不开空头支票。用好乡村的耕地、农房，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和土地增值收益，让农村改革的好处更多惠及农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有拓展农业功能的深度。乡村振兴离不开对农业功能的科学把握。随着经济发展，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值在下降，从1952年的50.5％降到2020年的7％，但农业的多种功能日益凸显。除了食品保障之外，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开始被人关注。绿色食品滋补人们的胃，稻田林地涵养人们的肺，乡愁情感抚慰人们的心……如果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乡村就应让人们更向往。振兴乡村，要保障好农产品供给安全、保护好农村生态屏障安全、传承好优秀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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