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时代是“世界农业产业化的时代”。中国工业化已走了几十年，当前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和发展机遇在于农业，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和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
早在20世纪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给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建议中就曾讲道：“我们在21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自然起点要高。所以我提出的沙产业、草产业和林产业都是强调知识密集型的，要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都用上，而且一开始就形成产业化，形成生产、加工和销售一条龙，并注意综合利用。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自发地走向农业产业化;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创新、产业化进程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必须在坚持科技创新主驱动条件下的‘五结合’(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农户、现代科技与农业技术、工商企业与个体农民相结合)的基础上实施现代农业系统工程。”
一、科技创新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首要因素
钱学森曾说，高技术产业化的农业，要和工业及经贸、服务等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可以做到对农业生产实行工厂化管理。由此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已大大缩小了工、农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也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半个多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现代信息、技术、资本、资源快速充分流动的时代，通过外部巨量资源进入，与内部优势资源有序组合快速积聚集中，形成地区、产业的“新增长极”，进而带动该地区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常态，已经取代了经济依靠自我积累缓慢发展的路径。
同样，中国农业要有新出路，必须充分依靠科技创新。让现代产业、科学技术、资源、政策、资本要素进入传统农业领域，从根本上提升传统农业，建立新型产权-产业-利益关系和生产组织形态。这就是现代农业系统工程。
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农村人口6.1886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45.23%。这些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巨大需求，加之农业收入相对减少、国际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以及土地污染等不利因素，使得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壮年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我国18亿亩耕地面积的产值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相适应，甚至背道而驰。
另外，我国西北地区有16亿亩之大的戈壁沙漠，因干旱缺水而常年荒芜。我国还有42亿亩草原，每亩产值还不到1元钱。
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农业相关的科技创新，重新给农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我们看到，沙漠固然有干旱缺水的不利条件，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环境污染小，这些都是农业高产极为有利的条件。甘肃张掖和内蒙古一些地区从1994年开始践行钱学森沙产业理论，应用科学技术解决沙漠干旱缺水等问题，成功发展沙产业、草产业，在实践中创造了“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技术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粮食自给有余，蔬菜瓜果东运销售并出口，还带动了一批加工企业的发展。
随着持续的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我国的18亿亩耕地，还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16亿亩沙漠和近乎耕地面积2.5倍的42亿亩草原，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乃至我国现代化的新的重要增长点。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产业化进程。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资本创新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国际科技—新能源体系—新产业体系崛起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步入能源竞争的白热化阶段。以此发轫出的军事革命、资源战争和科技革命、科技竞争，推动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加速进行新能源体系的研究，并有可能在最近的15年内创造出新的能源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新的产业体系。未来，宇航太空产业、新能源机车产业、飞行器产业、机器人产业等核心产业将获长足发展，带动现代工业进入一个新的高技术时代。这将对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和正在走向产业化的80%左右的农业国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影响下，世界能源和新兴工业产业体系的建设将逐步走向高技术、信息化、轻型化。其中，“轻型化”是指轻型产业在工业、GDP以及总体经济发展中比重逐步加大，其首先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如今已成为工业现代化的大趋势。这一趋势集中表现为:工业每创造1000美元GDP所消费的传统重型实物资本量在下降，如煤炭、钢铁、木材、化工原材料、水泥等相对减少;新型、轻型如水电、核能、石油、天然气以及智力知识服务的含量在相对增加。这一趋势同样表现在中国，中国的GDP在“变轻”。
据中国社科院专家预测，目前中国同样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轻型能源正在逐渐成为中国产业体系的基础，我国产业现代化同样正在走向世界能源-产业体系的新阶段。在此新形势下回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缓慢进程，就不能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
2.中国科技—产业创新与新一轮经济周期高峰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集中科学界与经济社会学界的一流专家对中国未来20年技术—产业发展进行了一次权威分析预测， 结论是,2016年前后，我们国家将有可能出现一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我国未来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高效节水现代农业等居重要地位;另在数百项分类技术中产生重大的科学和技术突破，由此带来中国产业化一次重大转机和新的革命。
这一大背景无疑给中国农业现代化以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在进入第二阶段——“逆城市化”运动阶段。在这一逐渐兴起的城市产业资源重新配置组合的过程中，大量集群性产业资本和相关大型企业正在走向大城市外围和二三类城市。其中一部分工业企业通过与农业产业资源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向农业领域进行产业、资本、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移、注入、渗透和重组再造，从而实现对传统农业、农村、农户的现代化改造升级。在我国不少地区，特别是东部农业产业化先行先进的地区，已有先例。
3.“轻型三高”产业与 “三高速物流” 成为新型生产力要素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新型产业体系将表现出“轻型三高”的产业发展特征。所谓“轻型三高”实际上就是在兼具轻型产业化的同时亦表现出的高科技、高附加值和高市场流转积累率。
时下，“轻型三高”产业不仅在东部地区而且在西部地区呈蓬勃发展之势。与此同时， “三高速物流” 正在成为新型生产力。近现代交通运输在18世纪属于海港运输时代，19世纪属于铁路运输时代，20 世纪以高速公路为标志，进入21世纪，现代物流业借助运输方式的不断进步，推使现代物流进入了包括高铁、高速公路、航空在内由互联网物联网武装的“三高速物流”时代。这种“三高速物流”通过把物理性的空间距离转变为时间距离，拉近远程空间距离的市场要素，推动经济资源快速集聚集中，形成新的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圈和巨大的产业能量，培育出新的生产力和地区城市的新“增长极”。“三高速物流”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运输服务业，而正在演变为新生产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三高速物流”正在成为复合了二三产业的“第四产业”。
“轻型三高”产业与 “三高速物流” 作为新型生产力要素，通过提升现代工业的技术经济水平，同样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新型动力与工具。
三、OTO推动农业现代化模式
再造和路径创新
所谓 “OTO”是“Online To Offline”的简写，即“线上到线下”，其核心就是把线上的消费者带到现实的商店中去，在线支付购买线下的商品和服务，再到线下去享受服务。
OTO模式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的新型物流方式。这种新型商贸模式使零售业与银行间开始形成新的“结盟”，并借助现代交通方式，开始对传统的、由西方世界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着根本性改造。以OTO模式为雏形的新型市场关系正在逐步建立中，这是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大规模进军传统商贸物流业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其直接经济和社会价值具体表现在：
一是提升商贸流通经济效益，减轻税负和企业负担。这一模式，改变了传统多层次、多环节、长距离、多换装、长仓储的低效模式，“产—供(运)—销—金融结算”等环节的信息化、安全化、快捷化、人性化、多样化、一体化，实现了商贸流通的低成本、高效益。
二是推动商贸流通组织结构扁平化。通过OTO模式，改变了多级批发到多级零售的传递方式。
三是商贸流通领域就业结构重大调整。大批中间商贸环节的消失和配送直销需求的膨胀，必将引起劳动就业结构的改变和新的劳动流转形态。
四是促进社会经济关系的平等化。新模式将有利于打破行业垄断和体制分割，促进社会经济关系、市场交易关系的平等化。
更重要的是，通过OTO模式校正了一度为“微笑曲线”所强化误导的市场产业和大时代的取向。
几百年来，不平等的殖民分工体系和超额利润不仅导致了近两个世纪殖民帝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和“寄生性食利性高福利”，同时与科技进步、知识经济化和西方社会主义公平理论相结合，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走向 “福利社会化”、虚拟经济化乃至服务经济化。在此过程中，在诸多国家，“微笑曲线”所演示的“企业价值链”被上升为“市场—产业价值链”，进一步强化了近几十年来的“去实体经济化”的错误取向和虚拟、福利经济的恶性膨胀，而且导致或加剧了“大时代的迷惘”。
OTO模式的出现，重新提高了实体经济与现代制造业、加工业和包括农业在内的生产性产业在市场价值链与现代产业中的主体地位，成为现代信息科技对传统经济制度的一次世界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一商业流通、市场运营模式的创新与前述世界中国的科技—产业创新(包括“轻型三高”产业与 “三高速物流”)一道，衍生发展出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两条新路径。
一是商贸流通的信息网络组织渗透推动农业走向现代化。OTO模式这种线上线下的流通模式，实际已经彻底打破了传统农业商贸流通组织体系。在信息化进入的农业商品流通领域，开始将上游生产端(例如个体农户)组合成为企业商贸网络的成员。很多大型农贸企业的成功不在于得益于运用OTO模式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出了一条通过信息网络商贸流通的产业组织渗透，推动个体农业走向集约化、规模化、企业化、产业化的新路径。
在农业商贸流通组织体系再造中，这种通过信息网络将农业生产单位纳入现代市场流通网络中，实现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升级——可以称之为“现代农业产业化革命”，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路径与方向。
二是从生产经营环节入手对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改造升级。20世纪八十年代，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推动了中国小城镇建设、三农改造，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曾产生了强烈冲击。这可以视为一次中国现代农业走向产业化的初级革命。
近年来，一些大型企业通过技术网络，将分散的个体农户及其土地、设施、山林牧业资源积聚集中到现代工业企业的网络组织中，使个体农户成为“网络农业产业工人”，使传统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成为“网络农—工产业”，使落后的农村成为“网络农业社区”，最终组合形成新型“农业工业网络产业链”和新型 “农工网络联盟企业”。这种新型 “农工网络联盟企业”有可能成为传统农业走向产业化和现代农业的中间组织、中间桥梁。这种通过农业产业创新和产业组织创新，不仅在东部地区，而且在西部地区已大量涌现，典型如中国烟草行业。目前，中国烟草公司及其各地区组织，已逐渐把个体烟农编入烟草生产网络，运用条码技术将传统分散的个体烟农组织在一起，成为中国烟草的“第一车间”。
这种由农业-工业产业组织结构关系网络化引发出的“农业产业化组织革命”和生产关系革命，建立了新型产权-产业-利益关系，将强力影响改造升级农业的个体生产结构，推动农业生产资源的集聚与集中，进一步推动生产组织的网络化、矩阵化，进而走向集约化、企业化、集团化、现代企业制度化，最终走向现代工业产业化。从生产领域开启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又一条新路。
这是一次中国农业走向产业化的“农业网络产业革命”，是中国农业走向产业化的“中级革命”。
可以预见，伴随现代科技创新和OTO模式向各个产业领域的渗透和传播，还将可能引发出一系列新的农业产业革命。一旦这种农业产业革命协同组合，走向规模化、系统化、规范化、社会化、制度化时，中国农业将走向产业化“高级革命”阶段。
这两条道路与从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流转入手，对传统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改造不同，后者是就产权做文章，前两者是从生产经营入手做文章;后者是权益分配入手，前两者是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入手，是从流通与生产经营环节入手进入生产领域对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改造，其意义同样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由此可以说，这两者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又一重大路径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农业产业革命的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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