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间日历已翻过了新的一页，中国正式踏入了“十三五”历史新征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也是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收官”规划。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将引领中国向全面小康目标冲刺，为补齐发展短板奋力攻坚。
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且面临许多新特征、新情况和新趋势，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回落、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的 “新常态”之中。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中央所倡导的“五大发展理念”不相适应，与广大民众对未来发展的热切期待有较大差距。
这些难题复杂胶着，但却是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任务，更是“十三五”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在“五大发展理念”视角下，重新审视、衡量自身存在的发展短板，才能明确未来五年的发展对策。
用“五大发展理念”重新
审视发展短板
从全国面上来看，首当其冲的发展短板，便是结构性长期失衡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这个问题，在全国很多省份都普遍存在，困扰着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力转换。具体表现为六大失衡。
一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率偏高，居民消费率偏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较大。
二是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贸易顺差持续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不断累积。
三是产业结构失衡：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下降。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竞争力弱。第二产业大而不强，重化工倾向严重，缺乏核心技术和竞争力，且耗费大量资源、能源，对环境造成了大量损害，多个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对提高经济效率非常关键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偏低，发展缓慢。
四是要素结构失衡：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占总人口比重明显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资本要素供给下降。
五是城乡结构失衡：城乡一体化进展缓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劳动力等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自由流动。
六是区域结构失衡：全国生产力布局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生产力布局与主体功能区规划之间有待衔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
七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市场为主导的初次分配体制不规范，劳动者报酬偏低;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体系不完善，税收的调节力度有限，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结构性失衡之外，短板还有不少。
其一，体制性改革进展缓慢。在战略谋划特别是顶层设计方面，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收入分配、财税、金融、资源环境、社会保障、国有企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大量深层次的或严重滞后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体制机制痼疾与上述结构性问题相互缠绕、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其二，创新能力滞后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自主创新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正在减弱，很多因素导致我无法继续在引进、模仿基础上进行创新，企业创新仍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缺失，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迫切要求。
其三，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土地的边际增量供给已消耗殆尽，能源资源的硬约束也在日益加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雾霾、饮用水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对生产形成硬约束，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外部性”。
其四，民生需求还未得到充分满足。普通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教育、就业、住房、收入、社保、医疗、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及城市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数量、质量以及公平性等方面，都应大幅提升。
供给侧改革是为“关窍”
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将有助于解决上述经济失衡，弥补发展短板。其核心和关键，是转换经济治理思路，打破需求管理路径依赖，着力从供给侧发力，进一步破除供给约束、释放增长潜力、探寻增长新动能。
近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具体来看，以下五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着力点。这对于各地理清改革思路，“对症下药”弥补短板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
第一，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四大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对去杠杆、降成本、控风险、提效率以及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能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重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将极大地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
全面推进金融改革，需要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解决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
从经济转型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显然偏高，仍有下调空间。从学理上讲，在经济下行期，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对企业、居民和政府，都是利大于弊。
尽管目前实行全面减税似乎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针对居民个人、小微企业、成长性企业和新兴企业更大力度的减免税，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合理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则是切实可行和迫在眉睫的。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真正为居民创业、为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改善国内竞争环境。
在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中，核心和关键是去产能。产能过剩这一“毒瘤”一日不除，中国经济一日难以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从中长期供给侧角度考虑，去产能需强调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
在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的同时，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
从开放的角度看，可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
此外，要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避免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
一方面，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第四，释放创新红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
实践证明，我国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五，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面对当前低生育率的弊端和潜在危害，亟需释放劳动力的双重红利，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趋势。既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
通过调整生育政策，从限制人口数量转向鼓励生育与提升人口素质并重，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扭转持续低生育率局面，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
培育新动能为“补短板”加力
“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发展动力日益减弱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短板所提出的，是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深刻表述，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成功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更是对“新常态”下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对此，全国各省区市都应站在更高层面加以理解，并将其贯彻在各地的“十三五”规划之中。
创新发展，意味着未来增长方式将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意味着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靠创新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创新将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将有效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协调发展，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意味着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强调协调，将有助于解决我国长期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通过弥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从中拓宽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后劲，推动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与精神、经济与国防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国全方位的均衡协调发展，从而真正推动中国向软硬实力兼具的大国迈进。
绿色发展，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核心是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把生态环保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坚持绿色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的中高端提升。“十三五”时期，必须通过坚持绿色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应对压力，缓解资源环境的约束。
开放发展，在新形势下有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它意味着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既要巩固传统的货物贸易，还要拓展到投资、装备产能的国际合作等领域;意味着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时，要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意味着未来的开放，要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国际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员、软件和硬件等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更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共享发展，体现的是包容性，蕴含着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本思想。它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涵盖全体人民，全力做好补齐民生及社会事业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通过发展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坚持共享发展，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并且可持续的长效发展机制和协调机制，以激发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享有的积极性，推动解决民生领域的相关问题。
“十三五”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应当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根本引领，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全新动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位弥补发展短板，确保中国经济顺利度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阵痛期，实现全面小康的郑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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