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保障能力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将保障能力强作为农业强国的首要特征，再次彰显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和党中央重大部署，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树立正确的粮食安全观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具备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全球塑造了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成功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新时代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指明了战略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2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八年超6.5亿吨，粮食总产量为6.87亿吨，达到历史最高点。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国内自给率长期维持在95%左右，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总量一直呈增长之势，为解决中国人的吃好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总体上看，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充分供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农业最重要基础和基本要求。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质量高度相关，农产品供给充裕，农业形势好，国民经济就会健康发展，反之则不然。从产业自身观察，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受外部环境、制度设计、政策因素制约，也受农业自身资源禀赋、经营形式、利益机制等因素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的重要制约。从外部环境观察，进出口产品依存度，国际市场的政治、经济、资源等因素决定了农产品的全球供给能力和贸易格局，决定了农产品的可获得性。总之，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国际形势之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事关重大。
观察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的内涵，有一系列综合性衡量指标，但最重要的标志是实现增产增收可持续的目标要求。一是供给充裕。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数量层面的绝对性粮食需求增长正在减缓，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长性需求、转变性需求、安全性需求还在增加。实现保生存、保发展、保安全，不仅要满足粮食的消费需求，还要满足储备需求，做到产得出、囤得住、供得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产业韧性足够强大。二是效益良好。农业从业人员特别是粮食生产者，要有足够收益，保持旺盛的生产积极性。这既取决于经营规模，也要求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提升竞争力。三是绿色发展。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不能仅观察短期产出能力，也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实现资源环境与产出的平衡。产出能力是永续的，山水田林湖草沙要统筹，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粮食安全需要多重保障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保障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并非易事，需要释放多重积极因素，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责任压实。
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全社会对保障粮食安全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以我为主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既要具备“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气，也要树立“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底线思维。在粮食领域坚持以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以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以多元化供给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强化节约减损的理念，深入开展粮食节约行动，推进全链条节约减损。
夯实资源基础。一方面，通过保护耕地数量保粮食总量，通过提升耕地质量保产量增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粮田创建。另一方面，充分挖掘现有非耕地资源的潜力，在维护生态友好的前提下，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科学利用非耕地资源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向草原、森林、水域、沙地、盐碱地等非耕地要食物。
促进科技进步。对于中国这样人均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而言，保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特别是总量安全，科技的贡献不可低估。应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在生物技术方面下苦功夫，加快产业化步伐，特别是提高玉米、大豆单产水平。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发展绿色技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格局，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农情的绿色农业发展道路。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率，挖掘其在耕地保护、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等方面的巨大动能。
强化要素投入。保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安全必须加大投入力度，这对人多地少、农产品需求量巨大的国家尤其重要。但从有效投入角度观察，基础设施建设应致力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升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研究出台支持玉米、大豆和生猪生产经营的综合性支持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粮食主产区和优势农产品主产区倾斜。在此基础上，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政策体系，重点保障粮食安全信贷资金，稳定农民预期，降低生产风险。
改进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对保粮食和农业产业安全至关重要。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切实加大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粮食等资源性农产品加大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一方面克服人工成本攀升的问题，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的效益和竞争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问题。同时，通过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农业从业者劳动技能，用最少的劳动力投入力争最大的产出能力。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对外开放方略不动摇，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和合作对象，调整农产品交易方式和贸易格局，拓展“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领域，强化南南合作和中非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种粮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缓解全球粮食供给压力，扩大我国在国际农业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完善制度督导。保重要农产品充分的产出能力、储备能力、调运能力、平衡产销关系，强化相关责任监督。中央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有责任担当，粮食安全不仅主产区要负责，主销区也要负责，产销平衡区同样也要负责，保总量保面积保耕地要党政同责，一票否决，终身追责。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仅从经济上考虑问题，而应从社会角度和政治角度上考虑，强化相关责任担当。
处理好粮食安全领域的重大关系
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安全事关重大，因此，无论从战略布局抑或从政策举措和工作推进看，都需要统筹兼顾，处理好不同产业、不同行为主体及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
处理好主产区、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粮食生产的关系。粮食产出要“上不封顶，下要托底”，即主产区生产越多越好，主销区要设红线，保基本自给率，促使自给率不断提升要有硬要求，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产能有提升、产量不下降。同时，不断挖掘产销平衡区的生产能力，缩小与主产区的产能差异，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关系。保粮食产出，也要兼顾其他农产品产出，要总量，也要效益。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山水林田湖草沙，粮棉油糖肉菜果，要有优先序，粮食为重，兼顾其他，统筹布局米袋子和菜篮子，兼顾粮食以及特色农产品供给，统筹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处理好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的关系。粮食生产有没有效益，并非产业问题，而是经营规模问题。当前，小农户仍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要通过土地托管、半托管的形式为千家万户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服务规模经营；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积极发展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形成粮食生产土地规模和服务规模并存的格局，提高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
处理好农业产出与农民增收的关系。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促使更少的农业从业者生产更多的粮食，增加种粮农民的规模收入。让更多的农业从业者从事资本密集、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的特色产业，形成从事粮食生产靠规模生产增加收入，从事畜禽、水产和园艺性等特色产业靠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增加收入的格局。以粮食生产为基，多种产业竞相发展，全面增加农业从业者收入。
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要坚守底线，坚持水稻、小麦等口粮的绝对自给。与此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的方略毫不动摇，最大化开辟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确保多元化农产品的充分供给，保障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多元化消费。
处理好行政措施与经济手段的关系。保障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生产主体责任的行政措施要落实到位，促使地方抓粮促粮主动性明显增强，保质量、保产量、保面积扎实推进。从长期来看，综合运用好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保障粮食生产，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保护地方增产粮食积极性，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有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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