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区域自然资源多样性和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驱动下，以“大食物观”保障粮食安全有助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韧性。然而，当前农业劳动力短缺、技术不足和供应链延迟等因素制约了“大食物”供给。为此，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流通效率和提高产业融合等方面来建设“大食物”粮食安全体系，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保障蔬菜、肉类、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哪样缺了也不行。综合来看，粮食安全保障是在避免发生粮食危机、满足居民饮食生活基本面的基础上实现饮食营养均衡和饮食品质的高级化和多样化。基于当前国内外环境和需求变化，确保主粮自给的同时构建“大食物”安全体系，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战略高质量发展。
以“大食物观”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外部驱动因素
新时代国内消费需求、饮食结构、区域居民需求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国际形势多变，地缘冲突、贸易壁垒加剧，随着时代的发展，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具有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粮食系统来确保粮食安全势在必行。
首先，居民饮食结构多元化，需要“大食物观”粮食安全战略体系支撑。中国地大物博，自古居民饮食结构以小麦、稻谷、玉米、谷子等谷物为主。粮食在中国通常所指就是谷物，政策文件中主粮为小麦、稻谷、玉米，口粮主要为稻谷、小麦和玉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健康观念的养成，中国居民饮食结构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广义上来看，食物包含一切可食用作物，既涵盖谷物，也包括块根与块茎作物类、蔬菜和瓜类、水果、豆类、油籽、油果作物、糖料作物、浆果、家畜、禽等产品。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2013—2017年，居民对谷物、肉类和食用油需求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对薯类、豆类、禽类、水产品、蔬菜、水果需求增加；从城乡间对比来看，城镇居民对谷物的消费相对比农村居民少；特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对谷物需求下降明显；但对于河北、西藏、山西等地区，谷物消费仍然占饮食结构较大比重。自2018年开始受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居民对猪肉和食用油需求继续下降，但同时对谷物、牛肉、蔬菜、奶类、蛋类、瓜果、禽类等需求增长，整体上仍表现为追求营养和健康的多元化饮食特征。居民饮食结构呈现多样化的大食物消费，在此驱动下，需要“大食物观”粮食安全战略体系来支撑和满足居民饮食多元化，为粮食安全筑牢防线，实现居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其次，中国区域自然资源多样性为塑造“大食物观”奠定了客观基础。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上表示，维护生物多样性对粮食生产、维系农民生计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是夯实粮食安全、丰富营养的根本保障，有助于农业、林业和渔业保持可持续发展，适应气候变化，应对人口增长等挑战。依据地区生物多样性来构建食物系统有助于增强粮食安全韧性、实现高质量粮食安全。中国地域辽阔，海拔高度差异显著，农区地势复杂，丘陵、平原、高原、山地、盆地、河谷交错分布，土壤类型多种多样，部分地区呈现“立体农业”特征；气候多样，有寒带、亚热带和热带，温带、有半湿润区、湿润区、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在多样性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居民饮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同时，中国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是不同地区居民实现饮食结构多元化的基础，为国家树立“大食物观”、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提供了天然的基础条件。
最后，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粮食危机，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食安全战略体系至关重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多国粮食价格上涨，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粮食进口国的粮食价格上升幅度。全球粮食价格指数持续升高，导致全球限制粮食出口的国家增加，其中印度、乌克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国家对小麦、主食物、葵花籽油、棕榈油及部分蔬菜等分别进行了限制。当前，中国粮食实现口粮高度自给安全，但仍需要大量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作为饲料用粮，以满足肉蛋奶供给需求。中国农作物种植主要以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谷物为主，其中玉米自改革开放后出现持续上涨趋势，其他作物耕种面积增长缓慢。受目前国际粮食危机影响，中国粮食进口面临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供应量风险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内充分利用中国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加快建设国内“大食物”粮食安全自给体系；同时需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多样性，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多元化，降低进口供给不确定性的贸易风险，提高“大食物”进口安全。
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
第一，农业劳动力短缺、技术发展存在瓶颈，制约了多样化的“大食物观”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致使农业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目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劳动力依然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劳动力匮乏使得农业种植品种单一化、生物多样化水平下降，粮食生产对机械、农药、化肥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在作物种植方面，蔬菜、水果的机械化水平较低，劳动力用工程度较高，小农户的种植能力下降；稻谷、小麦、玉米种植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在政策支持下，农户选择种植意愿较高。此外，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较低，农业技术欠发达，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单产水平也是影响农户选择种植的主要因素。大豆、高粱等农作物单产较低，种植面积推广一直缓慢，制约了“大食物”发展。
第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战争影响，国内外供应链中断阻滞，降低了多样化食物流通的效率，也对全球供应链带来一定冲击，物流供应延迟、效率下降、物流成本上升。全球疫情导致进口粮食和各类食物不安全风险增加，人们对进口食物的购买需求会因担心检测出新冠病毒而降低；从国内来看，不同地区的疫情散发，使得农副产品跨地区运输受到影响；从国际来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冲突促使中欧贸易的供应路线发生变化，途经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航运、海运和中欧班列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断，因此造成全球粮食和各类食品、农产品贸易供给水平下降。由于食品、农产品消费具有时效性，供应延迟既降低了流通效率，也弱化了对多样化的食品、农产品进口需求。
第三，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冲击下，食物价格上涨，对“大食物”消费需求下降。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地区战争冲突、全球疫情和气候的冲击下，全球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扩大。与此同时，限制粮食出口的国家增加，国际市场粮食贸易总量下降，全球石油价格上涨推高了运输成本，国际粮食价格呈现上升趋势。随着国内外市场粮食价差缩小，企业对国际市场粮食进口需求下降，对国内大豆、玉米等主粮供应需求上升；除此外，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收入受到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冲击较大，相应的对谷物消费会增加，对肉、蛋、奶等食物多样化的消费支出会减少。因此，基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保障主粮供给、满足市场主粮需求、稳定市场粮食供应价格，仍是当前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建立基于“大食物观”的粮食安全战略发展路径
筑牢中国粮食安全，需要在保证主粮供给安全基础上，从多维度进行规划统筹要素投入和市场机制建设，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粮食安全体系，构筑粮食安全防火墙。第一，加大农业基础科研和技术投入，提升农业发展创新水平，满足“大食物观”的饮食结构需要，促进“大食物安全体系”发展。“大食物安全体系”的形成，需要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投入，化解中国农业劳动力短缺和单产水平差距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土壤、生态环境、种子改良、农业机械和流通等环节的科技投入。在土壤方面，需要加大微生物技术研发投入，修复因化肥、农药过度投入对土壤造成的损伤。在生态环境方面，需要科学设计规划种植、养殖立体循环的农业，增加种养结合，提高生态有机肥料使用，减少对工业化肥依赖。此外，加大对野生作物种子改良技术投入，提高作物单产水平。同时，还需要加大对农产品生产、流通信息的数字化整合，将种植养殖信息、企业生产加工需求和终端消费需求有效衔接，满足城乡居民对食物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大食物安全体系”需要多元市场主体的参与。政府宏观政策支持，地方政策细则落地实施，激发创新活力，有利于发挥市场对农副产品、资本、数字信息等各类资源的配置作用。
第二，减少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循环的障碍，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由于农产品保质期较短，因此降低国内外农产品流通障碍，是实现农产品国内外循环畅通的关键。在国内市场循环方面， 需要推动建设粮食国内统一大市场。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各地农产品冷链建设投入，降低生鲜农产品流通损失；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数字化、产业化平台，提升全国农产品产业内流通效率。同时，需要扩大鲜活农产品目录范围，降低国内农产品跨区的流通成本。在国外农产品进口方面，一方面，需要加快国际流通运输标准化建设，提高国际流通环节数字化管理水平，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范围；另一方面，扩大进口来源国，继续加快推进建设区域性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发展，增加农产品进口品种多元化，丰富居民的饮食消费结构。此外，建立国内外统一农产品检测标准和流程，减少流通环节的风险。
第三，推进乡村产业融合，促进就业，提升“大食物”消费能力。当前，在国内外环境的冲击下，实现“大食物观”的饮食结构转变，需要确保产得出充足的多元化食物，居民能消费得起，还保证买得到。为此，一方面，需要确保“大食物”足量供给，推动农、林、牧、渔业产业与工业、服务业进行产业间有效融合。可充分挖掘不同区域资源要素禀赋，实现种、养殖经营的多元化。同时，鼓励多元主体投入生产、加工和流通产业链建设，实现食物多元化供给。通过数字化电商与乡村产业结合，实现食物跨区域流通环节便利化，满足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对食物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保障“大食物”消费，还需将种、养殖的生产环节与加工和销售环节产业链整合。促进产业链增值，提高就业和农户收入水平，以促进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户实现向“大食物”消费结构转型。除此外，通过农业与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沼气生态农业等可再生能源的挖掘和利用，降低“大食物”投入要素成本，确保居民对“大食物”消费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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