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点，将实现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也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个里程碑。长期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均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差距。这些差距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既是当前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制约，也是未来一个时期内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能否妥善应对这些挑战，直接影响到中国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能否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跨越。
从经济领域看，高速发展的经济为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基础。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679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农业增加值（注：数据来源：本文全部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有关部委、国际组织、各国统计或职能部门公开资料等，主要取自统计公报、年鉴、历年新闻通稿、官方数据库或出版物（含电子版）、研究报告等。篇幅所限，常用及易得数据的出处不一一赘述。），人均GDP仅有119元。195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195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125亿元，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外汇储备也只有1.67亿美元。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不但需要出口粮食等初级产品换取外汇，还长期面临贸易封锁，工业体系和工业发展均受制于人。而如今，2019年中国GDP已经达到99万多亿元人民币，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人均GDP达到70892元人民币，突破1万美元关口。2009 年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最大出口国，2013 年又跻身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9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1.54万亿元人民币，贸易顺差2.92万亿元。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1381.4亿美元，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对外直接投资快速上升。目前，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际投资净头寸达到2.1万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国力储备。
同时，中国已经从无到有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配套体系，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这为后小康时代中国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产业基础。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2019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14.9个百分点，在新经济、互联网等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国际贸易从纯粹的原材料出口，过渡到出口轻纺、鞋服、玩具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结构，再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高附加值贸易体系，附加值较低的来料加工等加工贸易占比逐年下降，高技术行业出口占比加大，出口复杂度指数等指标稳步上升（注：数据来源:出口复杂度指数数据库：https://oec.world/en/。）。
基础设施领域成效斐然，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中国基础设施一穷二白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基础设施的发展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里程超过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以“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基本形成。公路总里程达到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4.26万公里。农村公路里程达405万公里，除极个别乡镇外，全国建制村实现了公路全覆盖，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伴随着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的车辆甩掉了老式“煤气包”，铁路机车实现了电气化改造，铁路运力长期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得到缓解；发电装机容量大幅上升，“拉闸限电”逐步成为了过去式，自然村和偏远地区基本实现了水、电、网覆盖；伴随着工业园区的普及，“七通一平”和污染物废弃物集中处置取代了粗放的乡村工业化模式，配套设施成本逐步降低。这些因素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奠定了基础，也极大推动了人口流动和迁徙。
从社会和民生领域看，收入与消费取得飞跃式发展，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33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5.7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0.3倍。与之相伴，中国居民从仅仅果腹，逐步过渡到温饱型、小康型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2017年，中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30%临界点（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富足区间。居有定所是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有6.7和8.1平方米，随着经济发展，简易棚户、土坯房逐步被钢筋混凝土楼房替代，花园式小区逐步替代了筒子楼和集体宿舍。如今，中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36.9、46.7平方米[1]，各地基本实现了水、电、气、网和硬化公路全覆盖。
教育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驱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部分。1949年，全国人口80%是文盲，少数民族文盲率高达95%左右；而1982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也只有10.9%。中国陆续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并逐步提升高中教育普及率。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普及率迅速提升。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6年，文盲率低于5%，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近年年均提升两个点以上，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逐步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5—10年内有望赶上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60%左右）。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下，中国从“人口红利”逐步过渡到“人才红利”，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强大推动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程中，中国医疗卫生和健康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升至77岁，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和儿童营养不良率大幅改善，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中，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人均寿命等指标长期保持领先。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期、在极为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从“爱国卫生运动”“灭四害”等开始，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基层卫生所站，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和防疫体系，成功控制了恶性传染病和寄生虫，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相较于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估算的是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年数。2016年，在人均医疗开支和医疗开支占GDP比重均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人均健康寿命达到68.7岁，首次超过美国，在世界上排名第37位[2]。
扶贫工作取得辉煌成就，发展的全面性和普惠性得到落实。按照2010年标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0.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贫困人口下降至550万人， 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惠及城乡的医保社保体系逐步成型，小康社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目标逐步实现。目前，中国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9.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13.5亿人，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代表的乡村福利保障体系基本实现全民参保，并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约4.8万亿元，基本实现了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改变，城市群和湾区概念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城市分布格局。2019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4.4%，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步步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重新建立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并在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3]。
后小康时代的挑战与着力点：国际比较视角
在充分肯定发展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活、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不断提升，解决这些差距的要求将变得更加迫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这些差距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因此，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能够为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和发展提出一些参考。
第一，经济发展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财富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显著差距。中国近年人均GDP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20%—25%，在世界上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术测算显示，中国人均财富水平排在世界60名之外[4]。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偏低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财富积累影响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从生活质量看，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6%-16%的数值还有较大差距。
近年来，中国在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举世瞩目，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而“国家高速公路网”“村村通”等项目使得中国在高等级公路和乡村道路这两块短板都得到快速弥补。但存量上，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工作仍任重道远。中国人均铁路里程是美国的6.9%，与人多地少的日本相比，也只有其36.7%，中国人均公路路网长度为美国的16.3%，日本的34.3%，德国的43.3%（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国有关部门官方网站和出版物。作者计算。）。随着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61.2%，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约为城市的一半，近10余年，互联网普及率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横向对比，英、法、日、韩等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都在90%以上，这一差距对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制约，也为中国5G商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不均，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较大不足；城市公共设施、给排水、地下综合管廊等领域也存在一定短板；农村人居环境、配套设施等与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内部形成鲜明对比，不利于城市良性拓展。这些潜在需求都为中国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前景。
此外，中国在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服务贸易占比、海外资产质量等方面，也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中，87%属于中国国民收入，而美国这一指标则达到了96%[5]。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庞大的国际净金融资产，但来自国外的净投资收益为负值，对外投资收益明显偏低，对外投资结构、品种和集中度都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这导致中国国民总收入低于GDP，与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中国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大豆等重要经济作物80%以上依赖进口，原油、铁矿等重要大宗商品自给率偏低，这些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
第二，社会进步方面。从教育和科研看，中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过渡的关键时期，也是迈向创新大国、创新强国的关键时期，这一过渡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从全面小康迈向更高台阶。客观来看，中国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还很低，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对人均教育水平的要求将会愈发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口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6年，表明总体上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完成初中程度向高中程度转变后，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继续稳步提高。2015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比2010年的9.7年提高了0.5年，20—24岁青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提高到12.5年，显示出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横向对比，目前，美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年，美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30%以上，专科以上占60%，而部分发达国家平均学历更高。中国拥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2.4%，占2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5.9%。中国当前人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是存量问题，很难一蹴而就。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高水平大学的数量和位次虽然迅速增加，但从论文引用等科研质量水平上仍有一定差距。若考虑中国的经济、人口体量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则短板更为明显。中国依旧处于高校扩招的后半程，高等教育的模式、培养方式和师资力量等都在逐步提升，当然，这一过程也需要逐步成熟、完善的时间，需要各方持之以恒的投入。
创新能力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的比重不到40%和20%，这是最能衡量核心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指标之一，科研和转化均有追赶空间。中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为1100人左右，与1996年的440人相比已经有大幅进步，但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4000人左右的水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英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为4500人，美国为4200人，日本为5200人。当中国经济发展以要素积累驱动时，创新的迫切性相对有限，国际技术扩散和吸收能够满足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需求。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不断提升，科研和转化力量不足会严重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
从社会治理软环境看，中国仍存在许多短板，会制约经济发展与创业创新，应当进一步发力，给予企业更多的获得感。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位居世界经济体的第31位，与2012年的第91位相比已有大幅提升，反映了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已获得明显成效。但是，这一排名和美国（第6位）、英国（第8位）、日本（第29位）仍有差距，反映出中国在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仍存在许多短板，尤其是在办理施工许可、获得信贷、纳税便利等项目仍存在明显不足，对企业高效发展形成了一定制约，也加重了企业的经济负担。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到来，中国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医护力量虽然快速提升，但是仍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2018年底，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230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53万，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360.7万。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数达到2.59人，每万人口公共卫生人员达6.34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同口径看，中国每千人执业医师人数为德国等发达国家一半左右，亦不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且药剂师、牙医等特殊岗位差距更大。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到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从而中国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医疗体系提出新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推动下，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大约相当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且随着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高附加值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数亿人口将永久性从乡村转移至城市，这既是宝贵的发展机遇期，能够为提振内需带来强劲动力，但也会对经济社会治理与城市建设形成长期考验，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第三，民生福祉方面。从民生领域看，从新中国成立到全面小康，人均住房条件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存在明显的住房结构性问题，可在未来进一步改进。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6.7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6.9平方米，而美国住房调查数据显示其人均住房面积的中位数为65平方米。中国住房情况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分布不均，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住房短缺现象仍然相对严重，许多居民在农村仍拥有住房和宅基地，或在小城市拥有闲置住房，但在常驻地区面临住房面积狭小、住房开支较高等问题。这些住房空间分布问题使得许多居民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人均住房面积，也导致居民实际感受与人均住房面积增长趋势不匹配，加重了居民对住房问题的焦虑。
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是测度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快速提高，但背后是居高不下的人均工作时长。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学历者、制造业从业者等超时工作尤为严重。与14个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劳动者年均有酬劳动时间长，工作时长是意大利的两倍以上（超过125%），这也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6] 。欧洲发达国家中，英国、法国等国家公民带薪年假、产假等福利制度及保障措施相对健全。过长的工作时间既降低了居民福利，也压缩了居民用于消费、生活、休闲的时间，导致养老、育儿难题较为突出，这都是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旧有很多着力点和突破口，能够从多方位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使得中国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后小康时代的挑战与着力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民生福祉等不同领域，区域和城乡等不同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存在这些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之间多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例如，从全国范围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解决“绝对贫困”后，改善“相对贫困”问题将对经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逐步积累起完善的产业链和较强的经济竞争力，与中西部省份的差距逐步拉大。根据2018年数据，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市，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达到了217%，非直辖市中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为江苏和浙江，比值分别达到179%和155%，而甘肃、贵州等省份人均GDP偏低。继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后，“南北失衡”开始引发社会关注[7]。各省内部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北山区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之下，美国人均GDP最高的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128.9%和128.6%，而最低的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别为68.4%和60.1%。究其原因，二战后，美国经济活动逐步向各大都市圈聚集，但经济发达地区持续的人口涌入减小了地区间人均差异，缓解了不均衡。因此，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既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也是中国特定时期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如何应对区域失衡、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许多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突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依旧严重。中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依然突出，相关人均指标偏低是导致“看病难”“入园难”“养老难”等问题的核心原因；加之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人民群众对服务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加剧了这些服务领域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
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之间多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交织，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新的挑战。例如，如何既保护好绿水青山，又实施好经济转型升级，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生态文明建设并非朝夕之功，许多存量问题仍然值得重视。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民生痛点。北京大学研究显示，污染物过度排放能够直接影响中国居民的人均寿命水平，也影响居民的生产效率[8]。生态环境部公报也显示，部分地区空气污染问题仍较为突出。中国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研发力量，“河长制”改变了以往“九龙治水”的局面。但是水污染问题在部分区域、部分流域仍存在死灰复燃的风险。由于水源质量和供水系统的双重制约，中国自来水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直饮水标准，这亦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同时，土壤污染已经逐步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期长于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极大推动了土地污染防治进程，但解决存量污染问题仍需各方继续推进。历史上，发达国家大都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实现宜居环境也经历了阵痛。从发展阶段看，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在进行当中，居民就业和增收压力仍在，在绿水青山保卫战中，如何既避免 “一刀切”又避免“不作为”，切实引导和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和转型升级，并避免对产业链稳定和区域就业的冲击，这对经济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又如，为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就必须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但是这一方面要求逐步改变中国劳动者人均工作时间过长的现象，给予劳动者更多家庭时间，进一步落实带薪年假等劳动者福利，保障双休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另一方面要求将财税等资源向医疗教育等领域倾斜，这会挤出部分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影响地方短期内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种挑战。中国40岁以上劳动者的平均学历和知识水平偏低，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快速普及，部分人群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大力发展新经济、新动能的过程，会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社会的挑战，需要用差异化政策应对这些挑战。
此外，农业问题仍将是中国发展的难点。小农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还将是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基础，这与美国“职业农民+大规模农场”模式和欧洲等地“高科技农业+机械化生产”模式的竞争力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农村面积广阔，地域差异大，农业生产问题往往和农村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难以单兵突进。但若不改变农业生产效率偏低的问题，不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脱贫致富、农产品自由贸易和国家粮食安全这些目标就会受到制约。此外，外部局势的不确定性仍将长期存在，政治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干扰不会就此结束，部分国家的不当行为仍将持续影响国际经贸环境，这都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挑战。
总之，通过分析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我们既要高度肯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需要正视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的更高期待和要求，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坚定信心，认清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与巨大潜力，战胜各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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