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出了问题，往往派生出社会安全、政治安全或政权安全等一系列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动摇国本。二战以后美苏争霸，苏联长期处于粮食高度依赖进口的状态，不仅石油出口收入中大半要用于谷物进口，一度还需要动用黄金储备的1/3以上来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购买，粮食成了苏联对美博弈的“命门”，粮食危机最终成为造成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无怪乎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有句名言称“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而曾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厄尔·布茨也在1974年的《时代》杂志上直言，“粮食是武器，是我们在外交谈判中的一种主要工具”。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粮食安全这一关涉民生及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中央就非常重视粮食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1933年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1943年，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在国民党封锁背景下，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粮食必须自给自足，并且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粮食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毛泽东同志曾有“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的批语，他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有了明显恢复与提升。但中国人口众多，粮食需求也非常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外国学者质问“谁来养活中国”。党中央总体上没有松过粮食安全这根弦，西方一些人关于中国将出现粮食短缺、爆发粮食危机的论断一再被证伪。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同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讲话时提出“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农业发展加快，粮食生产连年增产，但世界范围内粮食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中央仍然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在维护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粮食安全因为其基础性、复杂性成为安全斗争的重点关注领域，确保粮食安全已经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要求“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和市场调控机制，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在不同场合提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等重要论断。
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新时代粮食安全问题凸显，主要是因为粮食安全问题兼具防御型安全(security)和管理型安全(safety)双重特征，国际关系的竞争性或对抗性上升的背景下，两类安全威胁叠加效应明显。防御型安全指处理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管理型安全指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问题等风险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换言之，前者一般处理人为或有意的破坏或安全事件(这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通常是某一或某类博弈方仅顾自身利益而对其他博弈者带来的威胁)，后者一般处理非人为或无意造成的事故或安全风险(这类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往往是所有博弈方都想避免的威胁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威胁)。
粮食安全问题的安全，则属于兼具防御型安全(security)和管理型安全(safety)属性的safecurity问题，既可能面临源自生产销售属性的“粮食产量大落容易，起来很难”“谷贱伤农”等带来的管理型安全威胁，又可能面临竞争对手国运用粮食数量和价格武器蓄意攻击所带来的防御型安全威胁。粮食生产有其地力、季节等方面的周期特征，土地一旦大面积抛荒，要重新产出粮食不可能一蹴而就。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对粮食生产有所放松，导致1998年至2003年大幅减产15.9%，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10年前的水平。不仅如此，国际市场上那些价格低、产量高的粮食还往往挤压国内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甚至迫使国内农户退出生产，或者退出使用本国粮种从事粮食生产。
如果国内粮食生产储备体系被国际粮商冲垮，而国际粮食市场又对我国关闭，甚至出现粮食封锁等现象，那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后果非常严重。即使没有出现绝对的粮食短缺，哪怕是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将给经济社会建设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损失。正所谓粮价是百价之基，物价稳定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支撑。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放缓，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价格快速上涨可能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成本和痛苦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与失序的隐患，尤其需要警惕。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度强调国际环境中“竞争”的一面，并且明确提出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美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正迎来更激烈的竞争，必须在竞争的世界中保护国家利益，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面对美国这样的历来娴熟于使用“粮食武器”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更有充分的理由在粮食安全上加倍小心，在确保粮食自主性问题上抛弃一切幻想，下断然决心确保饭碗掌握在自己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这既是中国人民自己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正确的粮食安全方针，实现从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强国迈进;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减贫经验，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粮食定价权、话语权，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通过有效的国内产业安排与国际合作，确保在应对一切客观和主观的粮食安全威胁时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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