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乡村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从环境外观，还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方面，都与以前大不相同。美丽乡村建设成为了大家共同追寻的目标。
6月23日，在海南举行的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2016年年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会议上表示，乡村建设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建设美丽乡村的依据，在于要了解乡村存在的价值。
乡村发展与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的崛起正在改变着农村的发展方式。但是，乡村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依然存在，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乡村建设到底该往哪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乡村的变迁
入夏以来，全国许多村落迎来了避暑和采摘的游客。这是近年来兴起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热，乡村的发展正在剧烈变迁之中。乡村发展的关键词也由“农民增收”“土地权益”“留守”等逐渐转变为“美丽乡村”“爱故乡”等新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实际上，中国乡村的变迁在集体主义之后，经历了“前三农”时代，“三农”时代，最后进入到了“后三农”时代。
在“前三农”阶段，农村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国家工业化的基地，是社会粮食安全的基地。国家从农业增长中获得工业化的资本，农民从农业增长中获得收入，而社会则从农业发展中获得廉价的食物供给。
“农业成为了不赚钱的产业，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乡村成了农民纷纷离开的穷乡僻壤。”李小云表示。
“前三农”时代，国家发展的重点在农村，农民的重点在农业。到了“三农”时代，国家的重点开始离开农村和农业，农民的重点也开始“离土”。而在“后三农”时代，“归土”和“乡愁”开始出现，促使人人远离的乡村重回国家、社会和农民的视野。
尊重乡村自身规律
农村发展的变迁，也改变了农村的村容村貌，大大小小的农家院落逐渐被楼房替代，乡村与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许多地方都是在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来改造乡村，他们把乡村建设看得太简单了。”朱启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在乡村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房子，没有给家庭养殖业留下空间，也没有给家庭种植业庭院经济留下空间。
专家指出，农家院落不仅是乡村存在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生产空间，不仅可以满足村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是村民重要的活动空间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条件。
“乡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要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来建设乡村，通过基层美丽乡村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这些成功范例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一定是或多或少的，自觉不自觉地遵守了乡村发展的规律，或者说它一定是利用了乡村固有的价值。”朱启臻表示。
“不尊重自然规律、历史发展规律，发展主义至上是很大的问题。”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学教研室主任刘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朱启臻呼吁，应该加强对农村发展规律的相关研究。
“乡村建设本质上需要与中央的现实重农政策或者战略相呼应，很多地方基层干部回不过头来，跟不上形势，错以为把村庄变成城市就叫作发展，把土地占用盖成高楼就叫作发展，把农民变成居民就叫作发展，他们一直认为农村建设就是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更不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道路。”长期在基层做乡村建设试验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丽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她被看作是实践当代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温铁军领衔的五大领域之一 ——村庄建设领域。
在朱启臻看来，现在盛行的乡村旅游业也只有依托乡村才能存在，村落是实现乡村产业融合的节点，乡村消失了，乡村旅游也就无从谈起。
生态文明之路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村落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思考乡村生态价值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启迪作用。”朱启臻表示。
在何慧丽看来，乡村建设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21世纪的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同时，还能否为旧式工业化、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困境闯出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一定是以乡村复兴为根本的、中国式的生态文明之路。
现在倡导的生态循环，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循环、生产与生活的循环等，都要保持乡村的生态功能，以保持生态为前提。
“我们发现生态文明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朱启臻说。
刘忱则表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就在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方向，对城镇化进行均衡、协调，以及全面发展布局的确定。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更凸显出乡村生态的重要性。
而在专家看来，生态文明的解读不能只停留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青山绿水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的层面，而是要渗透到其他领域当中去，从一个新文明的高度去解读。
继承传统文化
现在，谈及农民生产生活要现代化，就想着把城市那一套强加给农民，农村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城市是更先进的，其实不然。
农业文化在村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村落中的农业文化具有诸多显著特征，体现在活态性：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是农民生计保证和乡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朱启臻表示，农业文化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乡土知识和地方技术，还包括那些有特定自然环境、村落和农田构成的村落景观，以及独特的农业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
十几年来，何慧丽扎根基层，从河南东部开封市兰考县走到了河南的西部灵宝市，一直坚守在由知识分子参与的乡村建设试验的道路上。她总结出，“乡村建设还在于‘不忘本来’，滋润根本;在于‘以农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乡土文化为根’。”
现在，何慧丽及其团队正在以乡村伦理道德复兴为基础进行综合性的乡村建设。为此，她创办了弘农书院，集乡土文化建设、农民合作社建设、生态农业探索以及返乡青年人才培训等为一体，用这样的平台来做“尊道贵德、和合生态”的文化体系建设，探索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农民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之路。
“传统文化与乡村建设，我们已经坚持了四年。”何慧丽说，未来还会继续探索下去。
“应该说，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解决贫困等重大问题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朱启臻表示。
乡村的自然、自足、自养、自乐，是乡村生活的最大魅力;顺应自然、有限利用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智慧产业，是乡村的最大财富。“因此，新型的城乡关系，一定是尊重城乡差异基础上的互补。而美丽乡村建设，也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朱启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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