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的博士论文《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一书，最深的一点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在该书的博士文库《总序》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写道：“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陈里的博士论文可谓是在农民犯罪问题上打破教条主义的力作。
很多人把农民犯罪归结为“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样的论调虽然不是出自某位伟人之口，但约定俗成，也几乎成了说明农民犯罪原因的教条。陈里博士不受这种庸俗教条的束缚，从农民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层面洞察其犯罪的根源，得出了“经济压力”是诱致农民犯罪的驱动力和原因的科学结论，并深刻地警示社会：农民犯罪是以极端形式对“不公正”、“不平等”待遇的反抗。不啻振聋发聩。并且，在陈里构建的农民犯罪逻辑背后，分明让人感受到了对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的深切人文关怀。显然，这种关怀来源于对淳朴厚道的中国农民深沉的爱。陈里自幼生长在农村，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农民，对农民的思想及行为了如指掌。他深知，中国农民虽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意走上犯罪道路，即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只有到了不能忍耐的程度，他们才铤而走险。陈里把这一切用“压力——反应模式”简洁地概括出来，使那些居高临下对农民指指点点的教条主义说教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当然，陈里的博士论文也有不足，那就是对如何减轻直至消除农民的经济压力分析不到位，政策建议属于泛泛而谈。但严格说来，这个责任不能由以警察为业的社会学博士来承担。农民掌握着大量低效率配置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环境、农产品等等，如何高效率地配置起来并获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回答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家的职责。所以，与其说陈里的论文存在美中不足，不如说是给经济学界提出了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如何在农民增收和改善农民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提出管用的新理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笔者以为，经济学界要完成这个课题，首先要像陈里那样破除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形形色色，共同点是为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制造理论根据。现阶段关于农民利益问题的经济理论中，既有东教条，又有西教条。东教条主要表现在维护剥夺农民利益的计划经济理论上。至今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只能用低价征购农产品的办法建立工业体系。显然，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不明白，当年中国搞计划经济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照搬照抄，结果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进了死胡同。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中国搞计划经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资金的有效途径不是剥夺农民利益，而是搞市场经济，利用资本市场和现代银行体系积累的资金要远远大于剥夺农民利益获得的资金数量。正是由于剥夺农民利益有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教条主义，让那些廉价征用农民土地的行为有恃无恐。东教条虽然日渐势消，但西教条正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后引进来的损害农民利益的经典教条主义理论有二：一是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二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理论。这两个理论虽然都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漏洞百出，早已受到过批判，其理论内涵揭示的政策导向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然而，至今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西教条津津乐道，面对农民利益受到的各种损害漠然置之。
总之，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三农问题，需要破除教条主义，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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