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16年重点工作时又一次提到,继续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对 此,代表、委员热议,群众热切期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三农”仍是一个回避不过去的大课题。今年全国政协两会期间,中共界别的岳福洪委员提出 的对策思路,或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顶层设计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推出,粮食实现连年增收,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按理说农村魅力在增强。但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虽有少量回归返乡, 但生计并没有太好着落,“空心村”出现。“一个大学生对济南郊区一个中等规模农村做了一项社会调查发现,这个村的空巢户已经占到全村的30%,回家过春节 的青年人越来越少,过去乡亲之间拜年的传统也都不存在了。”“空心村”的出现,导致了巨额的浪费,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所走过的路子。与 会的许多委员认为,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不在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上重新进行顶层设计,端正指导思想,将来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经 济问题。
“新农村建设不能忽冷忽热,要摆布好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农村城镇化不能靠大中小城市,中国的农村人口,城市承受不 了。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不协调,继续一味加大农村城镇化,就会加剧城乡两极分化,形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样下去,今后农村无人务农,农业怎么办?”岳福 洪委员反问。他建议,“必须符合国情,符合规律,新农村建设的基点要放在乡和中心村的建设上,循序渐进地推进。通过国家立法进行规范和鼓励,这方面的规 划,一定要科学系统,不能拍脑袋!”岳福洪委员强调。
人为“垒大户”隐患多多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土地规模经营有一种垒大户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农村出现新的失 地农民。受二、三产业发展不稳定影响,今年,很多农村的打工者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进入城市当中的农村青年,即使没有打工收入,也因为无法适应农村的生产 生活方式, 难以回到农村。“即使我国工业化到了中后期,第二、三产业到了非常发达的时期,我们也只是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地方政府不应当用行政等手段推动土地集 中到少数人手中。如果农村的城镇化问题不在基层解决,大量的人涌入城市,城市也会出现大量社会问题。”岳福洪说。
“土地流转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要鼓励农民立足于原来的土地家庭经营上。”岳福洪认为,还要警惕工商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这同样会使很多处于“议价”弱势一方的农民沦为失地农民。
靠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留住人才
现在农民收入主要依靠两项,一是家庭收入,主要是第一产业的种养业家庭收入。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市场的波动,农民的经营收入近年来增速不 快且还在持续下降。另一项就是工作收入,主要靠打工。打工求近不求远,照顾老人、孩子和打工挣钱都不耽误,这是最好的选择。办法应该在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 上下功夫。
过去,一二三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基地+农户。由于三者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这条路难以实现真正融合,反而容易形成盘剥机制。 目前,农产品加工业享受独立税收,农产品的许多优惠财政补贴,并没有到达农民手中,主要给了农产品加工业,催生了很多的龙头农产品加工业。而这些加工企业 并没有给农民带来直接好处。因此,政策应该引导建设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利益共享的经营主体。
这方面,欧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探索经验。岳福洪委员告诉记者,“在欧洲国家,没有一户农民不加入合作社,有的农户甚至同时加入两到三家合作 社。”据他介绍, 法国南部遍地都是葡萄酒加工厂,葡萄酒的生产、加工、销售都是由几十、上百农户成立的一个个合作社负责。每年底,合作社把所有的利润分给农民,到第二年, 大家重新拿钱,重新生产,二三产业所得利益均分摊到农户。通过合作社,国家给予的财政补贴,可以直接到达农户手中,没有出现太大的贫富悬殊。
岳福洪委员还建议,“我国现在农村当中的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需要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载体,在每一个小区域中,把每一个一二三产业结合为一个 整体进行推动,只有农村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高度发展,才能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可能许多农村青年就不用到大中小城市就业,就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会大量减少。”
这个“化”那个“化”,最终离不开组织化
“三农”存在很多问题,但所有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恰恰体现在这一点。
“一家一户的农民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进入小康社会,一家一户的农民也难以进入市场。因为一家一户的交易成本,湮没了所有生 产带来的利益。一家一户的农民,也很难获得现代化农业知识去武装农业。”岳福洪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农民,实则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因为缺少组织,无法通 过金融机构贷出资金,没有渠道获得新技术和了解农业相关政策。他指出,“农产品质量频频出现问题,在于农民没有自律性,政府无法监督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现在,要让农民进入小康,农业实现现代化,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一定要出现,这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政府的鼓励。”岳福洪委员说。
从解放初开始,先后曾出现过的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一种生产者的横向联合,用来抵御自然灾害、家庭困难等问题,适应了当时的生产 力发展。今天,农村的生产水平已经很大提高,农民要应对的是市场经济。因此,新的联合应当是一种从生产、加工、运输、储存到销售的融合一二三产业的纵向联 合方式,目的是为了让农民进入市场,满足农民致富需要。
组织纽带确保信息资金直达农民
现在农村基层的组织形式,完全带动不了农民进入市场。新的组织形式必须由农民自愿组织,担当政府和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通过这根纽带,一系列具体的支农优惠政策才可以直达农民。
“农民贷款难喊了很多年,却很难突破。因为农村银行很难给一家一户的农民贷款。”岳福洪说,有了农业合作社作担保,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把支农资金直接放给农户。
“在中国,有的人天天开会;而有的人,一辈子也开不了几次会。农民就属于后者。”长期关注农业的岳福洪委员坦言,我国农民获得信息、交流经验的机会非常之少。
“我在法国看到,国家给每个农业合作社派驻一名技术员。新技术出现后,派驻技术员通过召开会议,对农民进行新技术的传授和培训。荷兰的传播速度更快,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直达农民。”
农业合作社成为向农民传授新技术和政策信息的载体,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缺失的农民教育问题。岳福洪说,“研究和推进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当务之 急。如果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村的各种措施都难以被带动实施,实现市场化,只能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建议在‘十三五’时期,国家支持并鼓励一些农业合 作社试点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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