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商业大多时候恰恰就是互联网经济要被去掉的“中间环节”
县域经济，自古便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单元。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云：“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后世将这句话改编为“郡县治，天下安”，奉为圭臬。目前，中国有超过9亿人生活在县域，占全国总人口的73%。无需赘言，县域经济的兴衰，关系全局。
张五常在2008年认为：“从性质和活力两方面看，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今天的中国，主要经济权力……在县的手里，因为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一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
县里出售土地，所得需跟上级分账，75%：25%(各地实际比例不一)，县里拿大头。各县招商引资，抢破头皮，地价不仅不高，反而可能是负值——土地平整好，厂房建设好，厂家搬进机器设备，“拎包入驻”。
张五常形象地把一个县类比为购物商场，投资者是商场租户，县领导是商场的管理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类比招商引资土地款)，加一个分成租金(类比企业增值税)。因为有分成，商场会小心选择租户，多方面为租户提供服务。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租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商场，做雷同的生意但各自独立经营，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时过境迁，今时不同往日，最近10年，张五常眼中的“完美商场”数量在减少，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小而散的“商场”似乎失去了往昔的魔力。2010年，中国有853个市辖区、370个县市级和1461个县。到2016年，县级市和县分别减少至360和1366个，市辖区增至954个。“撤县设区”、“撤(县级)市设区”成为各地行政区划改革的主旋律。
浙江1992年开始推行“省直管县”模式，成效显著，短时间内盘活了“一县一品”的县域经济。就在兄弟省份纷纷学习之时，浙江却发现这种模式遇到了天花板，中心城市发展滞后。于是，浙江同步开启“撤县设区”模式，走大城市发展战略，从块状经济向都市产业圈转型升级。
在这10年的地区竞合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那就是“网络”。
1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线上网络——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会让世界变“平”。身处县域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借助互联网的跨时空连接能力，更便捷地参与产业分工，创造价值。
县域土地廉价，企业为何要在大城市高价买地办厂呢?县域房价便宜、出行方便，人才为何要在大城市做房奴、挤地铁呢?——广大县域，大有可为，到县域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然而，10年过去了，现实很残酷。10年前“逃离北上广”的人享受了县域房价乘以2的红利，机会成本却是北上广房价乘以5;他们在县域降维发展，或许已小有所成，但错过了在新经济中心地带实现更大人生价值和财富增长的机会。
一个10年前在县城买电器的人，如今已经习惯网购，一键下单，厂家送货上门。传统分销体系下的县城家电商场价格无优势，被逼到墙角。互联网经济“去中间环节”，县域商业大多时候恰恰就是这个要被去掉的“中间环节”。电商网站注册在北上杭，直接连接全国消费者，赚全国的钱。这便是线上网络的“虹吸效应”。
线下网络如出一辙。以高铁网络为例，在中国迈入高铁时代之初，舆论一边倒地展望高铁将如何促进沿线地区协同发展。但现实是，高铁的“虹吸效应”同步显现，不同县域所受影响不一。
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克中和湖北经济学院的陶东杰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可能增强了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导致沿线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率下降。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所受负向影响越大，固定资产投资尤甚。
土地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势，人才、信息和技术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要素。张五常理论中县域通过地价竞夺资源的方法正在逐渐失效，政府服务能力被摆到更突出的位置，但县域暂时无法以此为比较优势。
线上网络和线下网络交织，大城市凭借网络节点地位、资源存量优势和行政倾斜优势，集中了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强力吸纳人流、物流、现金流和信息流，一边做蛋糕，一边切蛋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指出，县域经济迄今为止可分为四个阶段：供给短缺、成本低廉时代(1978—1992年)，产业集聚、市场扩张时代(1992—2002年)，内外共荣、投资驱动时代(2002—2008年)，产能过剩、转型升级时代(2009—现在)。
张五常系统发表“县级竞争”理论的2008年，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县域经济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转折点。养活了9亿人的中国县域经济，如何在第四阶段找到新的活力之源，亟待各地改革者摸索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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