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这一重要指示，为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县域经济是因地制宜发展的结果，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形成了诸多类型的县域经济模式，涌现出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县域是农产品的供给侧，农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业经营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许多县域围绕特色农产品形成了生产加工集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日趋成熟。县域也是我国制造业重要的微观组成“细胞”，一些依托制造业成长起来的工业大县，其GDP规模可达千亿级别。这些工业大县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乡镇企业，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块状产业集群，并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很多县域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随着乡村多元价值的发现，生态优势和文化资源将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旅游大县、生态大县。
县域本身是一个多层级城镇化体系，县城、乡镇和农村在县域经济中发挥不同作用。以中西部地区常见的茶叶产业为例，茶叶的种植采摘在农村，由农户承担；茶叶的收购初加工在中心村、乡镇，由各类小商贩、小型茶厂承担；茶叶的精深加工、包装、运输、营销一般在县城，参与这个环节的不少是龙头企业，一些还是规上企业。由此，我们看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的重要结果，这个产业体系以县域为单位，分布在县域城乡之间，整合县域多元主体和多种要素，形成了一个互相协作的体系。同时，县域经济与乡村产业也有着直接的关联。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但乡村产业并不仅仅局限在乡村的产业，我们更需要从县域经济的整体来认识乡村产业。
县域与大城市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随着产业下沉、消费下沉、数字下沉成为新趋势，现代的资本、技术和理念不断与县域在地要素互动，催生新业态、创造新模式。产业下沉，县域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中西部地区县域正越来越多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虽然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环节为主，但是也有一些头部县域开始承接高新技术产业。消费下沉，县域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方向。县域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迅速，乡村市场的销售增速高于城镇市场，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使县域消费市场在整体消费市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数字下沉，县域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应用场景。电商平台的下沉促进了农村网络零售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成为县域产品上行的重要通道。最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与既有的县域经济模式深度融合，正在改变传统的产业模式，推动县域经济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注重营销，这个过程也是县域产业链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提升、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的过程。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充分尊重县域社会的历史和县域产业的本土化特征。我国县域历史悠久，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县域社会结构和文化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和韧性。县域社会孕育的产业合作能力，是县域经济繁荣和韧性的基础，也赋予了县域经济独特的性质。县域产业很多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主体多、产业链长，产业主体之间有诸如订单分包、资金互助等各种形式的产业合作。这也是县域经济能够依靠群众力量“自下而上”繁荣发展，低成本、低门槛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县域社会形态的变革也会深刻影响县域产业的形态。当前，中西部地区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长期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往返流动，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性别和代际分工。在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返乡往往是因为家庭的需要，比如子女需要教养、老人需要照料。县域产业需要充分适应返乡人口的这个特征，为这些群体提供适宜的产业，而非盲目追求产业的高大上。在实践中，一些县域引进了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却陷入招工难的境遇，就是产业没有充分适应县域社会形态的结果。
人才是推动现代要素与县域既有体系深度融合，推动县域产业取得新发展的关键。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变革给县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很多新业态与乡村传统种植养殖业、加工业有很大不同。比如乡村文旅产业，需要用市场化的运营思维对乡村各类文化资源进行转译、开发，这需要一批专业化的运营人才，他们既要懂市场运营，又要有艺术品位。因此，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运营团队进入县域，成为县域文化创意产业、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充分融入县域社会的挑战，只有充分融入县域社会，才能处理好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村集体和农户的关系。这也对县域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重视促进人才的城乡流动，同时也要重视挖掘和培育县域本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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