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五大目标，必须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而这些理念要落地，必须结合实际。实际情况就是，乡村振兴需要满足五大诉求，即生存、生活、生产、生态和生命，亦即：当地人的生存（扶贫）、生活和生产需求，投资方的生产需求，外来城里人的生活、生产乃至生命提升需求，其中生态是共同诉求，也是基本要求。至于本文说的五条底线无不与五大诉求有关。
01不能把战略远景当成可一蹴而就的政绩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农业农村摆在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实现了从优先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到优先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需要这样一个历史转轨。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出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路线图：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不仅伴随着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任务、发展思路、实施路径各不相同。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而一些地方为了搞出“乡村振兴样板”，不顾实际大规模大范围大拆大建，某种程度上是用工业化、城镇化的思路来推进乡村振兴，其背后是急于求成的政绩观驱动。
这种把战略远景当成一蹴而就的“攻坚战”打法，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也违背了乡村自身
02不能偏离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农民主体地位为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去聆听农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乡村，给乡村社会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创造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强迫农民上楼，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过。在农民看来,这形同于由地方政府统一进行的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征收土地的收益归地方政府有一定道理，但这些非征收土地的收益是城镇化进程中留给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属于农民的利益，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过度消灭村庄，其实质就是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惯性下继续牺牲农村、牺牲农业、牺牲农民，使“三农”问题的焦点，由以前的农民税费负担转变为土地财政下的村庄拆迁。
“三农”专家陈锡文曾评价：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一些地方政府滥用，他们看准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置换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大拆农民房，导致农村快速消亡；农村城镇化是一个趋势，但需要自然转化，不能大拆大建一蹴而就。
有农民在问：难道就没有其他比拆迁更好的让乡村振兴的办法吗？我也想问：世界各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哪一个是在村庄大拆大建基础上完成的呢？乡村功能系统瘫痪后，乡村振兴会在一片片乡村地产经济中实现吗？
03不能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
乡村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防线，没有“乡愁”就没有民族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记得住乡愁”，他高度肯定的湖南十八洞村，特点之一就是不大拆大建，保护村庄原有的风貌,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中国建制村的数量从1988年98万多个，到今天已减少到59万多个，几十万个历史地名及其民居老建筑消失了。没有了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个体特征,结果是“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城不像城、乡不像乡。这股风如果控制不住，恐怕会如冯骥才所预言的那样:“千姿万态的中国村庄就会变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从长远来看，村庄必然会成为现代社会具有最美好人居环境的地方，回归乡村、回归自然是人类的天然本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村庄是中国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必须摒弃大拆大建的乡村发展模式。
04不能断了农民的退路
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间流动，这种“两栖人”、候鸟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眼下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以后就一定还是农民？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现在不返回乡村，过几年会不会回归乡村？有的村庄现在出现衰落未来会不会繁荣？因此，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是从不稳定、不规范逐渐向稳定和规范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最关键的是绝不能断了农民自由选择的退路。
某种程度，所谓的“空心村”“空心房”也是许多农民工的退路，在工业化、城镇化没有把农民工完全转化为市民之前，地方官员最好别紧盯着这些土地。因为，一旦大量农民工遭遇就业困难，又没有退路，中国社会能否承受?
解决“三农”问题在“三农”之外。
05不能断了农业现代化的进路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从长远的现代化目标出发，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乡村需要承担这三大主要功能。
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没有农业的乡村还是乡村吗？
没有农业的振兴还是乡村振兴吗？
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形势下，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只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主动权，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大局稳定。
“大国小农”问题之复杂超乎想象。
当下,我们一面高喊绿色兴农与推进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一面是农业对化肥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在化肥使用一统中国农业之日,也就是中国农业生态危机来临之时：农业生物链被严重破坏,耕地不断酸碱化，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农业何以持续？这绝非危言耸听。
必须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形式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作者：陈文胜(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来源：农民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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