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考察东亚农业后，写下《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作为“文化他者”，金博士敏锐捕捉到东西方农业在物质和行为层面的差异，并得出重要结论：如果（美国）要一直保持和平状态，不受饥荒和瘟疫的困扰，我们就必须自我东方化。“自我东方化”的要旨是东方人对土地的态度——虔诚。这样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但作者并不知道形成这幅图景的“耕读传统”究竟是什么。
传统农业是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这也是农业生活的反映。乡土中国的文化景观皆来自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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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文明：农耕文化升级版
流淌千年的耕读文明上游，到宋代汇聚成洪流。随着唐代中后期士族门阀瓦解，以及宋代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在文化方面出现三大新形式：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二是教育发达，文化普及，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有学习知识的热情和条件；三是大量落榜考生未能科举入仕，沉淀在农村家乡，以新面貌继续务农。因而，边耕边读成为常态，耕读二字联合，作为专词在宋代应运而生。
耕读文明源远流长，由零星的隐士行为发展成士人行为，再扩展为普通的农家行为，从特殊现象到普遍的人生信条、生活模式、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对农家而言，读书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对士人而言，耕读不仅是科举必须，也是生活乐事。
龚自珍在《农宗》中的归纳精辟透彻：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社（土地）稷（谷物）”，也是与忠君孝悌的宗法伦理捆绑整合，框定传达天人合一、耕读传家的观念制度。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耕与读绝非两种各自为业的营生技能。以耕读为方法，以传家为价值核心的中国农业，含纳农业生产的主体对象、观念、制度、技术和审美。它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美学理想，也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载体和产物。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讲得明白：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人人熟知，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浑然相通而不隔。农耕中国的上层建筑和乡土知识在耕读之间相互融通演绎，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耕与读的关系亦变动交叠。
耕读统一才能形成耕读文明。耕读文明是文化普及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形态，把文化融进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号召士人像重视读书一样重视农业，号召农民像重视生产一样重视文化。正如两宋之际的李石在眉州劝百姓耕读结合时所云：“稼与学并兴。”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举的模式，既是生产模式也是生活模式。
对比观察今日之“鸡娃”教育，农业不曾有一席之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开展耕读教育”。事实上，文化与农业较好结合，对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直接且深远的作用，耕读传家堪称农耕文化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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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耕读文明新复兴
“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辛弃疾在江西农村居住了20多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41岁辞官，把耕读生活中悠然和谐的人居环境描绘为世外桃源。
“百艺莫如耕读好，千金难买子孙贤。”几乎每个乡村都有祠堂和宗族运作管理体制。在宗法制的传统农村，耕读传家是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宗族教育是宗族事务的一件大事，每个宗族都期望自己的族人有读书人，能出秀才、举人、状元。“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等家训都反映古代耕读文化在乡村的兴盛，也反映耕读之家的文化传统和传家寄托。
耕读并非单指耕田与读书，而是包括农耕基础上所有生产活动，及其建立在儒学内核上的有关道德礼仪、教化伦理的全部内容。耕读的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其一，实行体力劳动与读书求知相结合的文化模式。其二，弘扬仁爱精神，构建怡情养性的文化生活。其三，崇尚“读书荣身”，注重读书效果。其四，鼓励博览群书，以文会友。
耕读文明与当前的乡村振兴相交融，发展出一个个“看得懂、学得会”的现实范本。在天津举办以耕读传家为主题的农民读书节，“三农”主题图书大篷车深入村镇集市、农家书屋、村镇讲堂。
在重庆长寿，“慢城”建设正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传统川东农村里，一个“湾”就是一个农民聚居点。这里主打“白墙青瓦素雅风”的秀才湾，不搞大拆大建，挖掘耕读传家的文化内涵，将有百年历史的保合书院原址修复，供中小学生研学体验，感受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
在江苏常熟，围绕蒋巷的农耕文化，特色民宿蒋巷书院的客房以二十四节气命名，让古村的住客既感受到诗意般的江南风景，又亲近脚下的土地。
乡村振兴需要深挖农耕文化的乡村旅游价值，形成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如此既能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又能使乡村文化更快更有效地转型。当然，耕读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重点应是健全新耕读文化行政管理机制，营造浓厚的新耕读文化区域保护和开发氛围，挖掘新耕读文化特有价值，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共建新耕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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