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I 厘清乡村振兴起点
现代化建设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市，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其中的奥秘之一是，我国建立起具有弹性且开放的城乡关系。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推进实施，越来越多农民通过进城定居分享现代化成果。农民是城市建设者，也是城镇化的受益者。
继续推进城镇化是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打破城乡体制分割，实现城市向乡村开放的同时，我国逐步建立起保护型城乡关系。一方面，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万亿财政资金，实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另一方面，政府对于资本下乡采取了限制政策，要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限定在产前产后环节，避免下乡资本与农民争地争利。
中国以14多亿人口的体量推进现代化，既产生巨大的规模优势，也蕴含若干风险。保护型城乡关系，既释放城镇化和工业化活力，又坚持农村作为农民退路的功能，城市与乡村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动一静”两极，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基础。正如《大国之基》所指出的，“正是有了农村这个所有中国农民都有的退路，中国才形成了一个与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同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也才创造了在快速发展中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奇迹。”未来的乡村建设要继续服务于现代化大局，通过乡村振兴来巩固“三农”的压舱石地位。
02 I 探讨乡村振兴方向
中央确定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20年基本形成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第二步，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步，乡村振兴全面实现。基于此，贺雪峰提出，要区分作为战略的乡村振兴与作为策略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是指未来30年乡村建设的总体定位，作为策略是指因地制宜地开展具体的乡村建设工作。
实施乡村振兴，需要回答“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大国之基》区分了四种形态的乡村振兴，分别是“三产融合”的乡村建设、政府打造示范点的乡村建设、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和为大多数农民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贺雪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只有保底这样一种乡村建设才是当前国家应当重点支持的……在现阶段，只有为占农民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农民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
03 I 辨析乡村振兴的土地制度基础
土地制度是最基础性的国家制度。乡村与城市的差别之一在于土地制度的不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经济发展推动土地升值，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构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问题。
当前，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一个重大误区是，按照城市建设用地价值来想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城市建设存在边界，城市建设占用土地存在上限，只有少部分近郊农村土地存在商业开发可能性，广大一般农村土地不会产生超额地租。也因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通过制度调整而凭空产生巨大财富。当前，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建设用地超过2亿亩，这部分土地构成巨大的战略储备资源。一方面，随着农民城镇化推进，一部分村庄自然消失，经过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自然演化，一些地形地貌条件良好的村庄可通过土地整理，补充耕地资源。另一方面，在中短期时间内，我国粮食安全主要通过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提升来保障，无需通过拆除农民房子来耕种粮食。当前，农民进城总体上还存在双向流动状态，一部分进城失败的农民需要返回乡村。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宅基地构成现代化的“资源冗余”，“这样的冗余不仅有必要，而且对于保障农民的利益，避免中国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应对中国经济周期，以及保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都极为重要。”
04 I 探索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存在城乡差距，而且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差距，并因此造成乡村发展的内部差异。总体上看，我国乡村分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两类。乡村振兴需结合地区差别分类推进。
沿海发达地区的城乡关系紧密，部分地区形成“大城市带动小农村”格局，这类地区的乡村受城市辐射，具有一定的经济开发机会。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沿海发达地区部分资源禀赋优越和交通便利的村庄，可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与之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以农业为主，乡村人口流出，与城市距离较远，这类地区的乡村振兴，应定位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
改革开放后，农民通过参与全国统一市场而大幅提高收入，目前乡村存在的重要问题是，中西部地区乡村空心化带来农村文化溃败。农民在物质生活快速改善之后，面临着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困境。对此，贺雪峰提出了以农村老年人为主体、以国家财政支持为基础、以乡村熟人社会为根基的农村互助养老体系建设和文化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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