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构建乡村文化生态系统，重塑乡风文明，实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乡村持续发展繁荣的内生动力和核心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因此，重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设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设施的建立、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乡村的规划、建设环节都应该代表着新时代语境下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应紧密结合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文化生态应该是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类、文化、经济等综合的复合有机整体，乡村文化生态规划要将生活与生产、伦理与教育、道德与法律、民俗与文明相结合，打破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形成城乡优势互补和良好的互动关系，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着重推进。
一是重构以人才体系为基础的乡村主体。重构乡村主体需要内外主体的共同努力，建构新型社群，通过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建立多层次文化人才队伍。新型的社群人员包括原住村民和新村民（乡创人员、志愿者等），将现代高效的组织模式融入以血缘为纽带的乡邻关系之中，建立共生社群。应创新用人机制，在机构编制、职称职级、福利待遇等方面向基层文化人员倾斜。应利用公益组织、社群组织建立相关的乡创人才基地，吸引志愿者、青年驻村参与建设。重视培育提升农民文明素质和专业技能，形成良性自我发展机制。
二是合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核心要求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让各类生产要素与农村的土地、生态、景观、文化等资源有效结合进而形成产业。其中，农业是乡村产业第一发展要务，在农业的基础上再适当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做好农业、旅游业、文创业的整合统筹。建设和发挥好互联网文化平台作用，开发和建设“一站式”且“互联互通”的文化资源集成云服务平台，加速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农村文化服务领域的转化和应用，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文化信息服务。
三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一方面，要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要保护与传承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优先保护好历史文化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保护和激励传承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要集中在手工技艺、表演艺术、口头文学等领域，对于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
四是重新构建乡村特色教育。在教学理念上，要加强乡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打破城乡统一的考试评价标准，增加实践内容板块。在教育对象上，要对学生加强具有乡村特质的品质教育，同时培养开放意识、合作意识以及创新精神等现代文明素质，培养一批懂乡村、爱乡村、造乡村的优秀在地人才。在教育实施上，要培育教师的乡土情怀，切实解决教师待遇问题，突出乡村教师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建设一支稳定、高素质、充满乡土情怀并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
五是重塑现代乡村文化空间。重塑现代乡村文化空间，要重新通过空间、材料和在地社区，寻求乡村文化空间与乡土文化的联系，着重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性利用。在居住空间方面，需要考虑现代生活方便，但更要遵循保护村落整体风貌，保留建筑格局、外观的旧有形式，内部条件现代化，使得民居建筑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得到传承。在公共空间方面，中国乡村最普遍和最重要的空间和场域主要是祠堂、礼堂和图书馆，这些应在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作为重要元素统筹考虑。
此外，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重构涉及多个方面，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还需处理好三组核心关系：一是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要坚持村落文化的本原性与主体传承性，避免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原生态的破坏。二是社会资本与原住民利益分配的关系。要规范化协调好外部社会投资力量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注意协同合作、资源使用、收入分配等问题。三是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要注意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搞好规划与监管，避免可能造成乡村环境恶化的各种因素。
重构乡村文化生态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系统工程，需要来自乡村内外的共同努力，要坚持系统设计、科学规范、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构建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生态体系，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更大文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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