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点种植的水稻，每斤大米卖到50元，现在供不应求，尝到了甜头。”当全国人大代表、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报出崇明试种的1万亩无化肥、无农药大米的价格时，会场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崇明的农产品价格很高啊。”“崇明就应该生产这种高质量的农产品。”讨论声此起彼伏。
这是昨天上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中的一幕。作为超大城市，上海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似乎有点远，但会上9位发言的代表中，却有3位不约而同谈到了乡村振兴。
土地只有流转才能现代化
为何对这个问题如此聚焦?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国民首先关注的是大背景，他特意数了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乡村振兴的字数，“在回顾乡村振兴工作时只有半句，‘乡村振兴战略有力实施’，在谈到今年的乡村振兴工作时，用了2个自然段，242个字。”
唐海龙则从崇明视角出发回答这个问题。“上海农业，说很小，但也很大。”他举例说，浦东新区有一半土地是农田，崇明这一数字更是达到83%。”从全上海看，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郊区和乡村面积占上海陆域总面积的85%左右，不仅地域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功能不可或缺。
虽然乡村面积所占比例高，但崇明却长期面临农村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怎么样发挥超大城市的独特优势，激活农村的‘沉睡资源’，增强发展动能，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唐海龙坦言。
唐海龙所说的“沉睡资源”指的是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性建设经营用地。“一家一户的小农村，没法跟大市场连接。大城市土地一定要流转，只有流转才能现代化。”据介绍，崇明的承包地确权登记将在本月底实现100%，目前的土地流转率已由2017年的68%提升到86%，今年可达90%以上。
杜绝农地非农化乱象
崇明出租车司机占上海出租车司机总数的比例不小，这些出租车司机大多在市中心工作和生活，他们的孩子也不再回到农村，宅基地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我们在探索，怎样为这些人提供货币化安置。”在谈到鼓励持有商品房的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时，唐海龙又举了这个例子。
唐海龙的观点与陈国民不谋而合。在陈国民看来，应破解制约乡村振兴的体制障碍，指导各地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用好农村闲置校舍、厂房、废弃地等整治，把零星分散的建设用地整合盘活，重点用于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乡下乡创业，同时对土地用途加强监管，杜绝农地非农化乱象，有效解决好乡村振兴的土地问题。
陈国民讲了一个故事：他陪同外宾在广西某贫困地区考察时，看到几位年轻的大学生经营电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网上销售。“我在考虑如何把这个链条做长。”陈国民解释说，农民不仅仅是要把东西卖出去，也可以入股分红。“电商做大了，利润做多了，农民能够得利，这就是把产业链做长。”
除了上海的乡村振兴，上海对口支援地区乡村振兴也成了代表讨论的话题。闵行区委书记朱芝松提到，去年闵行区举办了对口支援地区农产品展销会，销售额达4800多万元。市场需求很大，但帮扶地区农产品却存在流通成本高、环节多的难题。朱芝松建议，国家能否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和运费补贴。
为了更好地研究乡村，陈国民去年参加了上海人大组织的相关调研。他说，在这次大会上，上海团的代表们带来了相关议案，为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实施农村、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目标努力。
上午的会议结束了，但关于乡村振兴的话题还在继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在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的发言主题也是乡村振兴。中午走出会场时，他告诉记者：“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抓紧时间再改一改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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