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共建共治共享，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标志着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转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提出，“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把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省会城市，必须有排头兵的担当和作为。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要求，坚持把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
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广州农村社会风貌日渐焕发新气象的当下，少数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既是振兴路上的拦路虎，也为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提供了突破口。诚如广州一位农业专家所言，“容易出成绩的都做了，难啃的骨头在后面”。新时代，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广州基层群众当家做主、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参与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以怎样的形式参与更有效？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面对老问题积存已久、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乡村，广州市制定实施《广州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通过统筹选派优秀干部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启动“党员人才回乡计划”、推出“羊城村官上大学”升级版，让处于振兴前线的基层党组织成为带领农民群众奔小康的“主心骨”，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愿景为乡村振兴赋能鼓劲，为走出一条具广州特色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之路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从“选官”到“选能”——村干换届重实干
曾经，由于乡村干部岗位缺乏吸引力，许多土生土长的能人当兵的当兵、务工的务工、经商的经商，导致农村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不高，视野不宽，能力不足。
政之兴，在用人。村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基层的“连队”，能否把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任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关键要看村干部这支“连队”是否过硬。
按照省委要求和市委统一部署，至去年6月20日，广州2684个村（社区）“两委”顺利完成换届选举。据统计，这次换届有502位生产大户（或致富带头人）、80位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75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210位退伍军人当选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领头雁”素质能力进一步提升。
广州市委组织部介绍，此次换届突出实干导向，把党员群众的注意力从“选谁当干部”引导到“选谁干事情”上来。据统计，在18879名新一届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22.68％，大专学历占38.12％，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上一届提高14.87％，较高的学历、较宽的视野，将引领村（社区）向更高水平发展；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有4346人，占23.02％，比上一届提高了5.3个百分点，为村（社区）长远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和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比例分别达到93.7％和92.1％，进一步强化了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阿娣，有几户村民还是不肯圈养鸡鸭，工作做不通啊，来帮忙说说。”“阿娣，我们社有段灌溉渠堵塞了，来帮忙看看。”村民口中的“阿娣”，是增城区五联村一名淳朴敦厚又带着点泼辣劲的农村妇女，名叫陈总娣。她是解决村民“芝麻小事”的“好帮手”，更是带领着五联村朝着“生态农业和休闲观光旅游业”阔步向前的“领头雁”。这次换届，她一举当选为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一肩挑”干部。
新一届“两委”班子成员中，妇女干部8923名，占47.26％。其中，女村支书42名，比上一届增加16名；女村主任33名，比上一届增加11名、提高了50％。这批妇女精英充实到村（社区）“两委”班子中，将撑起乡村振兴的半边天。
从“大乱”到“大治”——“问题村”上演“逆袭”
下围村这个位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的小村远近闻名。有着曾经的“大乱”恶名的下围村到如今的“大治”美名，是如何演绎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逆袭”故事？
下围村村委会后面，占地200亩的沙庄公园前期工程已经铺就，推土机把大片土地推平，一条干净整洁的村道从旁边穿过，村内4口鱼塘波光粼粼，鱼塘边上树影婆娑。
“过去可不是这样。虽然这块地本来就是村里的，但多年来你占一点，他占一点，最后到处都是违章建筑，鱼塘里面垃圾成堆，就是一片脏乱差的烂地。村里多次想收回来，但两派人斗来斗去，根本干不成。”退休村干部郭水满说。他告诉记者，为了建沙庄公园，这块地被无偿收回，200多户村民自觉完成了青苗清理和违建自拆，还有十几户为了集体利益，甚至忍痛迁出了祖坟，腾出了近200亩土地。“整个拆迁只用时1个月，这在过去花2000万元都搞不定；这次只花了2万多元的迁坟费，其他没有给一分钱补偿，真是创了奇迹！”
“自家的村民代表大会跑到外地去开，说出来都让人笑掉大牙。”有村民向记者忆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每一次换届选举，都要出动几百名警力来维持秩序。
“问题村”在4年前迎来蜕变的转机。2014年初村级换届选举以来，在上级党委指导下，面对20年来的“乱账”，新上任的支部班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达成了共识。对于村里大小事务，要让广大村民参与进来，共同商议，集体决策。
由此，以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核心，推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在下围村拉开了序幕：建设一个庄严的议事大厅，形成一套民主的议事制度，打造一系列村务公开平台（政务公开栏、微信公众号、村中广播），让村中事务均在阳光下依法开展。
2016年初，下围村还制定并向全村每户村民派发了一本“下围村集体土地固定资产名录”的小册子，让村民对村集体的“家底”一目了然，以便更好地监督村委会招商引资行为，确保公平、公开、公正。
“以前是村干部‘谁上台都一样’，现在还是‘谁上台都一样’，但这个‘一样’，和过去那个‘一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斩“黑手”拍“苍蝇”——为精准脱贫护航
如何为打好乡村振兴路上的精准脱贫攻坚战护航？从实际情况来看，广州市扶贫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扶贫“双到”资金名义上由三方共管，但管理机制不到位、管理责任不落实；有的扶贫工程价高质低，严重影响扶贫政策公信力；有的部门履职不力，导致扶贫项目存在较多风险；在扶贫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扶贫综合效果不明显等等。
据统计，2017年至2018年6月，广州市共受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123条，查实问题线索60条，立案审查54人，党纪政纪（务）处分33人，涉及金额409万余元，有力震慑了基层的“蝇贪”“蚁腐”。
广州市纪委结合推进基层正风反腐专项治理，组织督导组，对扶贫任务较重的白云、花都、从化、增城4区和市林业和园林局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进行实地督导；对2016年以来全市11个区116条扶贫违纪线索的处置情况进行实地督查，共发现扶贫领域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25个并逐一限期整改。
为确保中央、省和市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广州已部署开展包括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在内的重点工作专项督导。从今年4月开始至12月底，全市成立22个督导组，对全市各区、市直各单位进行全覆盖督导，每个区每个单位每个月实地督导不少于1次。
记者观察
党建引领“三治”
让管理“活”起来
曾经的“上访问题村”摇身蝶变为“广州市文明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下围村“突围”有何“密钥”？在广东省委党校陈晓运博士等关注农村工作的学者眼中，下围村的村民自治是一次农村基层民主的“再建设”，其经验是可复制、易推广的。
乡村振兴离不开党员群众的团结一心。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必须依靠每一个村民实实在在的参与和行动。有下围村现任干部向记者坦陈，村民曾经给人“自私”“对组织缺乏信任”等刻板印象，躬身自问，原因也许出在基层干部的旧有作风和负面形象上。这些年通过公开透明的组织运作，由党支部带头搭建发展共享的平台，既重塑了基层组织的公信力，更潜移默化地修正了村民群众的价值观，将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发展的热情，从而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以党建引领“三治（自治、法治、德治）”，关键要让管理“活”起来。不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村民不在少数，多少年来大家习惯的开会方式是“小圈子围坐”“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随着从化莲麻村、增城下围村、白云寮采村等各地的励志故事的传颂，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逐渐深入基层、鼓舞人心，再伴随“民主协商、一事一议”模式的推广，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也在逐渐养成。
广州各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在广东乃至全国部分村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肖滨指出，光有“制度上墙”，不过徒增难以“落地”的公文，“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仅有原则性的东西不行”。如何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新时代党领导乡村工作的水平，把抽象的法律内化为易懂可学能操作的日常规范，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下围村提供了一个可供后人借鉴、提升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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