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在关照当下和未来、审视传统与现代、把握局部与全部的基础上展开的社会工程和价值工程。作为社会工程，它要求通过广大群众的集体意志和共同努力来实现，人民主体性是最集中的表现;作为价值工程，它要求把社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文化力量表达出来，在深层次上描绘社会发展图景。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40-41把文化上升到国家灵魂的高度来把握，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把握，是在全面考量和审视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在方法论、创新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征。一、充分把握“文化规律”基础上的方法论特征文化经常以直接的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则以具体的和现实的方式影响文化发展。“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2]社会物质生活的展开过程，也是文化生活不断开拓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从来不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表现形式，它总是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文化建设的品质，这些规律决定的方法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它所表达的文化规律可以描述为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在一般意义上，推动社会进程的方法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方法。“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3]P119从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的要求出发，人类构造出共同遵守的普遍准则，为社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文化基础。这种充分体现社会共享性的准则构成文化的价值核心，而文化的共享性又是促使社会成员团结合作的必要因素。不断拓展的文化历程是一个不断普及思想并达到精神“祛魅”的过程，文化成了颂扬人生、表达激情和展示魅力的工具，它因张扬自由精神和创新精神而变得瑰丽多姿。这是人类社会积累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及实践，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始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P47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古老话题，即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变局带来的体用之争。当中华文化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时，何者为“体”、何者为“用”、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深深影响着思想界的动向和政治领域的决策。开新者和守旧者各有说辞，但如何能不落于戏论式的诡辩、支离式的分析、鹜外式的功利和蹈空式的的玄谈，是文化与政治共同面对的问题。因循守旧显然不合时宜，数典忘祖亦不可取。求“用”而忽视“体”，重视表面而轻视本质，会有舍本逐末之嫌;反之，则有失之全面之误。留情于形而下的事物而不关注形而上的理则，或者沉溺形而上的说教而不关注形而下的样法，都不是体现文化本质的方式。现代社会中，文化多元引起百家竞彩的同时推动了文化共享的愿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大设计，充分表达了文化引导社会和规范生活的功能，在共性内容上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3]P135-136缺少思想边界与价值边界的文化追求，是要把外来文化置于“体”的位置，是难以撑起新时代文化建设使命的。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5]P9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文明关系的重要论述，看到了世界文明的差异及本质，看到了文化的边界及其现实状况，是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来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其中包含两个意向，一是体现人类文明演进之通则，二是体现中国文化之独造，这是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追求向前的路向，拒绝调和的路向，反对后观的路向，是采取动态的方式、总体的方式和前瞻的方式对文化发展做出的全局性谋划。在这里，是“据旧开新”还是“破旧立新”，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是“察异观同”还是“集异建同”，是大有区别的。
第1期孟宪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特征论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及其价值观具有自己的理路和进路。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倾情的事业，在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思想。文化发展经常被经济因素的纠缠，脱离经济的文化犹如高悬于思想天空的虚幻精神，会把人引向空灵的境界，“‘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6]P81，这是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规律。“文化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向着自由迈进一步”[7]P120，文化与文明总是在相互映照中体现自身本质，而且“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7]P147，这是文化与文明的异步性。这两个方面是文化与文明的递进规律。《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两个决裂”是对文化革新精神的表达，在形式和本质上体现出“日新又日新”的特征，是文化发展的变革规律。文化是人的素质及精神的重要体现形式，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这又是文化发展的合目的性规律。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以时代精神诠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根据现实确立的文化原则和方略，它在历史视角和现实视角的结合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及在当代的发展，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结合的基础上体现了文化的普遍意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表现，在国内视角和国际视角的结合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全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质，在传统视角与现代视角的结合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历程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性。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通过合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言说形式，在时空关系的变化中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层结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兼容性问题，在逻辑性与政治性的结合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实践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形成和构建，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一系列“相结合”，这种“相结合”在理论层面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实践层面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主题，在历史层面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方法选择，在哲学层面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特征。如果再进一步细化和展开，这种“相结合”包含着在文化建设指导方针上的“结合”、在文化发展主题和本质上的“结合”、在文化运行的逻辑和进程上的“结合”、在文化建设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上的“结合”。
在较为具体的形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其特定形态。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历程只是提供了一般思路，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会有其独特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但也不可以完全照搬，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8]P31-32这不仅仅是军事战争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在文化领域中的成就也是极其明显的，这一过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在以下方面有更多的倾注：一是对时代的把握，将文化发展与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技术、思想道德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纳入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中，指出：“经济总量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一，未必就能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文明失落了，那国家能称为强大吗?”[9]P35二是对“中国特色”的倾注，中国的文化建设要舍旧路、拒邪路、走正路、开新路，政治有定力，文化建设也要有定力，意在“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10]。三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8]P23。讲党性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规定性，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党性必须是坚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内容必须是旗帜鲜明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必须为人民服务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二、充分把握“文化主题”基础上的创新性特征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及其实践都有明确的主题。面对十九世纪末的社会结构变迁，不少思想精英以其热情拥抱新生活的同时却未能完全辩证地解决文化问题，他们所提出的如何改变国民素质的问题、如何认识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具有洞见性却有些偏颇。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实际上是主张新人生论，包括新生活、新理念，其中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都为这一主题服务。面对中西文化碰撞带来的变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选定这一主题之后，对儒家思想做出批判的过程中对未来社会出路的规划，几乎全部颠覆了儒家思想，新路未能完全开辟出来，旧路却基本上完全否定了，他们始终未能解决破与立的矛盾和悖论、固化与变化的矛盾和悖论、新与旧的矛盾和悖论、旧文化与新文化的矛盾和悖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和悖论。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前瞻的，其方法论却是后顾的，思想上的创新愿望与方法论上的形式主义及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革命意义，也在文化阵线上竖起一个思想藩篱，减损了形成文化合力的可能性。这种文化运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创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有很多新意。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文化建设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背景相联系，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与农民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把废除愚昧的专制的文化与确立新的阶级意识结合起来，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新面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民族化方式的选择，对文化建设的群众路线的规定，对民族政策的创造性发展，对宗教文化的合理判断，都具有首创性特征。而当触及抗日救亡的主题时，在关于文化建设与思想引导问题、关于文艺宣传问题、关于反对文化围剿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做出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理论及实践，在许多方面构筑了今天的文化建设基础。与以往相比，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在把握文化主题方面显示的创新性特征有以下方面：
第一，在文化主题的判断上有新认识。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也是搞清我们在文化方面做了什么、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以及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对“什么是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的判断，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基于时代要求，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前提下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P41这里包括“老祖宗”留下的传家宝，也包括建设积累的“健力宝”，还有充满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的“支付宝”。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判断，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是把握文化建设主题的前提，是在文化发展中体现基础性和传统性、原创性与开创性、时代性与方向性的前提，是在深入认识社会矛盾和文化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关于文化建设“怎么办”的问题，是如何实施文化蓝图的事情，是实践阶段中的创新，它既有文化建设的“大图样”，又有各阶段各时期的“分图样”，还有随着文化建设形势变化的而形成的“新图样”。“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实践中的理论概括问题，后者是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问题，这两个方面是一篇文章的上下部分，要想构思新颖而又结论可靠，没有创新意识是不行的。
第二，在文化思想体系构建上有新表达。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在逻辑范式和方法论上具有新意，包括对新形势下文化范畴的规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符号规定，对文化自信品质以及文化行为边界的规定;叙事方式和时代特色具有新意，在文化思想的话语创新方面、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方面、在新时代精神动力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方面，都有新的叙事;习近平对新时代科技发展与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对技术力量影响下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以及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增殖和拓展尤为关注，是顺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主要表现;关于文艺建设的思想与当下的文艺繁荣设想具有新意，中华传统文化“双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效统一”，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新表述。
第三，在文化实践上有新举措。习近平同志把思想文化创新归纳为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把“立足当代”与“结合时代”统一起来，把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统一起来，把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统一起来，把“主动性”“主导权”和“主动仗”统一起来，这些方面的举措都被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旨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增强全社会在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共识，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的良好结合。按照十九大报告精神，我们可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上的新举措解读为：实现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精细化和集约化，包括概念精确化、内容的精细化、政策的精准化;实现“双效统一”，改变文化经费供给不足的“缺氧”状态，改变文化人才供给不足的“缺血”状态，改变文化设施供给不足的“缺钙”状态，文化精神气象不足的“缺魂”状态。在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上，要求明确指导思想，既坚持方向又尊重创造;认清文化体势，既统揽全局又把握态势;端正发展态度，既尊重差异又兼取众长;探索有效方式，既分类指导又全面协调;完善交流形式，既为我所用又体现特色。三、充分把握“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实践特征自信与不自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的自信是盲目自大，绝对的不自信是悲观失望;自信与不自信又是实践的产物，如果一种实践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么随之来的可能就是不自信，如果一种实践经常以现实的成就给人以激励，那么自信的成分也会增多。很多时候，自信是在不断地试错和纠错中确立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必须具备的品质，“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P4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不同时代或时期的文化自信表达，实践性贯穿其中。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有着久远的历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成民族的根和魂，坚信它能够延续中华血脉和弘扬民族精神，这是对传统文化自信的最深厚理解。缺少了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讲的“乡愁”也无法追溯到根源上。“对我们来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8]P108丢失优秀传统，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中最基础的部分，思想无所依靠，精神没有家园，灵魂缺少引领，会有魂不附体之感。在传统中积累的文化自信如何表达，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又一要点。对于传统文化，只有故土之恋和故乡之思是不够的，守着尘封的记忆而不让它亮出风采也是不够的。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原因，就是要体现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革命先烈的理想，这是提升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工作。这种实践具有稳固性和联系性，由民族基因决定的文化传统有其永不退色的价值记忆。习近平同志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成千秋万代的事情，也包括着对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3]P133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党风政风、社风家风、民风作风建设中的作用，形成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合力，也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自信精神的重要环节。事实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和实践。要破除其中僵化的和陈腐的部分，继承其中的真意思和真精神，把那些精诚信仰、坚贞不二的精神，那些仁爱悲悯、奉献社会的精神，那些襟怀广大、超越过去的精神，都可以打造成现实生活的素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在求是求实精神中养成的，不是离开现实空谈抽象的自信。不落于戏论式的诡辩、支离破碎的分析、鹜外遁名的功利和蹈空袭人的玄谈，乃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真正表达。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中华传统文化，自觉地把握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共相与殊相、古意与新见、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而提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是激动人心而又激励精神的活动，在充满创造精神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把文化革命作为一项光荣的事业来锻造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强调革命文化所积累的文化自信，不在于依着旧的思路来发展当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在于用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叙述革命文化，而是要将革命文化所承载的自信精神带入文化实践中。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自信是更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1]P13革命文化与文化革命是紧密联系而又有着明显区别的词汇，从词性看，革命文化是一个名词，文化革命的动词特征很明显;从存在状态看，革命文化是一个状态，文化革命是一个过程;从目标看，革命文化在当代中国代表一种成果和精神，文化革命则是与文化变迁有关的运动和结果。革命文化一旦形成，就能在文化建设乃至社会发展中起到重大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理论，都对当时的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进一步追溯和思考，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重视革命文化，也重视文化革命。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两个决裂”，到苏联文化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移风易俗活动，都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性变迁，其中包含着自信精神和革命气概。我们还可以看到，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到现代的话语霸权理论，也都与文化上的变革相联系，他们把文化看成批判和超越的武器，并能把现实世界打扮得五光十色甚至造成光怪陆离的景观世界，他们认为通过文化革命和艺术革命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并形成健全的人格，其思想自信之中也夹杂着一些不自信的态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革命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不仅看到了它的革命内涵和社会作用，也把社会发展的共性内容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不仅关注特殊意义的文化变迁对社会价值的积累作用，更关注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特定文化形式在新时代的价值定格作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下文化自信最具活力的源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P12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实践和成就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息息相关，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旧社会比，广大群众翻身解放所激发的建设热情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自信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全面的展示，追求新生活的愿望极大促进了社会精神面貌的改变;同建国初期相比，我们不再是一穷二白，几十年来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我们有足够的豪迈之情，使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对中国梦的蓝图作出构画;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在应对风险方面、协调发展方面、制定措施方面都显得灵活自如、游刃有余，中国共产党正以高度的自信面对未来。在国际上，我们参与国际事物、协调国际关系的能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展示的不仅仅是经济交流，也把中华优秀文化展示给世界，文化交流中对西方文化不卑不亢的态度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气度，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能够“弄潮儿自立涛头”，并以自觉的态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高度的自信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方面是自信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使我们有能力有决心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实现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使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实现自觉养成中的道德提升、思想建设中的觉悟提升、品质养成中的素质提升，使我们能够用崇高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略。文化自信是思想高度和实践维度的结合，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建性地体现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彰显主体能动性的文化自信论、展示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体现主流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提升国家发展能量的文化软实力论、治理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论、拉动经济增长的文化产业发展论、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文化事业发展论、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文化软实力论、追赶世界潮流的文化强国论、展示开放胸怀的国际文化交流论，是在全局与局部的综合考察中提出的文化发展思路。这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发展在于：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化出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提高到更明确的地位上，把文化建设重心牢牢锁定在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出发，科学构建当下文化发展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体系;从全球和全局高度解答文化建设与中国梦的实现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关怀和世界情怀。四、充分把握“文化矛盾”基础上的时代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这一主要矛盾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群众的文化需要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文化产品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平衡是当下文化矛盾最突出的表现。
从矛盾的性质看，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元与多元、主流与支脉、核心与边缘，都充斥着文化矛盾，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思想重塑”，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理论政策都折腾一遍，将人们心中美好的价值意向和思想寄托彻底颠覆。一些人思想漂泊，精神迷失，缺乏思想“定力”;一些人精神散乱，淡化了“核心”，疏远了“主题”。从矛盾的类型看，新时代的文化矛盾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矛盾，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这些矛盾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与现代社会形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社会文化中“进步”与“先进”的一面，与日常生活“卑微而顽固的”一面，是互生共处的。日常生活习俗中消极的、否定的和异化的内容构成文化现代化的强大阻滞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2]P95，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不改颜色”。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下，消费文化成为常见内容，各种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推动的需求增量造成了当前的文化供需矛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体现的，通过把思想以符号的形式投射到意义世界，在日常行为中获得实践和感性的认知。意义的虚无或真实是在文化行为中判识的，如何能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述得更贴近人心，如何把文化行为的真谛在人的解放中体现出来，是我们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任务。文化矛盾的空间不是抽象的空间，文化矛盾的解决不是简单的语言叙述和符号构建，而是在新时代进行的一场持久的全方位的以日常文化建构为主题的文化革命，这是时代赋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命。从矛盾的现实表现看，主要表现为：“物质关怀”与“思想引导”的结合不健全，精神生活供给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不够适应，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益与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不相适应，文化交流与经济交往不相适应;“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结合不理想，对“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现实状况把握不够，对“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合理方式把握不够，存在着把“走出去”简单化和去政治化、把“引进来”西方化和时尚化的倾向;文化软实力的表达不健全，文化自觉、价值自觉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网络空间的文化软实力亟待扩大;文化生产与文化监管的结合不健全，“监管”被理解为“管制”，监管的自觉性有待提高;文化休闲与文化娱乐的结合不够健全，在农村和基层，活跃着一批“麻将队伍”“地下宗教队伍”“家族队伍”和“黑恶队伍”，其负面影响极大。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提出了解决文化矛盾的方略，在思想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方面，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要求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形式，为社会提供的是道德滋养;在思想道德建设和坚定文化自信思想方面，要求注重社会文明程度和全民素养的提高，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孕育的精神动力;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方面，探索文化发展机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文化惠民工程，用真实、立体、全面的方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及其实践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通过题材创新、内容创新、成果创新激发正能量，用更多健康的文艺作品陶冶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文化传播和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改善文化形象，突出文化品位，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使外界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亲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最根本的是方向问题，正如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2]这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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