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农民搬迁和旧村“撂荒”矛盾突出现象，山西省左权县及时“回头看”，引导能人大户把搬下来的山民再带上山创业搞开发，有效盘活了沉淀的旧村资源。252处生态农场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太行山上，实现了扶贫、生态、经济、旅游等多重效益的“叠加”。
“开发式”搬迁实现闲置生产要素循环流动
左权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150多个机关曾驻扎于此，当地群众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
左权县面积2028平方公里，耕地仅占7%左右，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这种在战时为抗击敌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天然屏障”，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极大制约着当地农民脱贫。上千个“山庄窝铺”分布在大山深处，成为出行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生产难的“五难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左权县从2006年开始实施移民搬迁，先后搬迁了1000多个自然村，将200人以下的村全部搬迁下山。然而村民搬迁后却出现了大量“空壳村”，原本十分稀缺的土地、生态资源被白白“撂荒”，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脱贫效益。
对此，左权县坚持走“开发式”搬迁的路子，通过引导农户和社会力量发展生态农场，使旧村闲置的生产要素循环起来，让农民的“死地”变成“活钱”。左权县为此成立专门机构，整合发改、财政、旅游、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国土、扶贫、电力、通信等部门的政策和专项资金，投入1亿多元，破解土地确权、林权改革等难题。
在营圪道村，村民陈有良兄妹5人，每人集资5万元对旧村进行开发，使这里不但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旅游地，而且新增了1200亩种植园。“现在整个农场占地4000多亩，每年纯收入400多万元，可吸纳100多人就业，基本上迁出去的村民都能回这里打工，每人每年最少也能挣到6000至7000元钱。”陈有良说。
左权县委书记王兵介绍，左权县目前已经建成了252处生态农场，开发主体主要是农户自然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和外来投资者，基本形成了休闲度假、科技示范、家庭种植养殖、综合开发、产业开拓等5大类，昔日的“空壳山村”已经变成了“富民高地”。
“土地银行”破解土地、资金难题
随着左权县发展生态农场不断走向深入，土地流转“信息短路”和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此，左权县于2013年成立了土地银行，以加快撂荒资源开发和市场接轨，变成流动资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据介绍，左权县土地银行下设信息存储、产权交易、抵押信贷三个中心，主要职责是收集发布全县农村土地供求信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开展农村土地预期收益保证贷款。
“这让土地变得‘流转有门’，流转双方能够及时牵上线，同时也降低了银行抵押风险，提高了银行贷款意愿。”左权县土地银行负责人成建文说。
在龙泉乡连壁村，记者看到村民牛栓珍通过土地银行将自家20亩山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实现了“双份收入”：夫妻二人常年在合作社打工，1年收入近3万元；土地入股收入每亩每年400元，1年收入8000元。
“土地流转之前，我们是给自己种地，1亩地1年的纯收入大约600元，全加起来也就是1.2万元左右，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我们家每年的纯收入反而增加了2万多。”牛栓珍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左权县已经通过土地银行存储发布土地流转交易信息6764条，涉及土地面积232万亩；办理土地经营权证89份、28782.16亩，办理预期收益保证贷款856万元。
溢出效应“叠加”放大扶贫效果
“能人进深山，农民下平川，四荒增效益，旧村换新颜。”这是左权县农民对生态农场经济的形象描述。
左权县农业人口共9.7万人，仅生态农场就带动创业主体800余人，常年用工2600余人，季节性用工1万多人，带动就业十分明显。记者蹲点时发现，随着进城务工收入减少，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返乡种地，不但重新唤起了对土地的热爱，也提高了创业积极性。
芹泉镇煤窑沟以前是个自然村，全村只有13户村民，通过移民搬迁都搬到了山下的中店村，常年靠进城务工谋生。但随着村民王仁义带领13户居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开荒种核桃，目前已经无人外出打工。
“我们合作社已发展到50户，开发了8000亩荒山荒坡，已经种了650亩核桃，30%收益返还给村民，剩下的70%由合作社成员按股分红，盛果期1亩核桃能产生近8000元收益，脱贫不成问题。”王仁义说。
住在城里、富在山上，左权县“开发式”移民搬迁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近年来，左权县不仅城镇化率不断提高，而且开发荒坡20多万亩，生态造林6万多亩，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0%，被誉为山西“小江南”。而依托这些生态农场，左权县发展起核桃、小杂粮、养殖等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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