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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赵强社
一、深刻把握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贫困(Pverty)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类共同面对且又不懈努力追求破解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扶贫历史，扶贫攻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之一。精准扶贫就是要求实施精细化的扶贫方式，“从扶贫机制上由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的动态调整”。因此，精准扶贫思想就是要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都摸索出适合的致富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随之，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机构出台《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都做了详尽规制。自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以来，习近平在各地调研时多次提及这一理念，并于2015年6月在贵州提出，扶贫工作要做到“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并将精准扶贫思想概括为“六个精准” 、“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应当说，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是党和政府今后一个时期对于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性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将对中国扶贫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个堪称“史上最高规格”的扶贫会上，习近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全部出席，吹响了消除绝对贫困、决胜小康社会的最强劲号角。2015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时同样说道：“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板，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2017年新年之际，习近平谈到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将这一期许具体到“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我也了解，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习近平吹响的打赢这一扶贫攻坚战，可以用“四个前所未有”来形容：一是在世界反贫困史上，第一次实施了最大规模的减贫工程，用5年的时间，使701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无论是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二是在世界移民史上，第一次实施了最大规模的人口搬迁计划，用5年时间，把‘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搬出，同时还有600多万人口进行同步搬迁，这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的人口迁徙工程，前所未有;三是在世界社会保障史上，第一次用社保手段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大约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实现脱贫，也是前所未有;四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了由中西部2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同时具名向中央立下责任书，承诺到2020年，保证带领本区农村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种军令状，在我国建国以来，甚至建党以来，也是前所未有的。四个前所未有，说明了精准扶贫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战略，是统揽全面小康的总抓手，是全面战争，不是局部战役，需要我们综合施策，全党上下，全民动员，向中央的基准看齐，撸起袖子大干一场。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担当，精准脱贫的战争将难以取胜，全面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二、正确认识精准扶贫的特点
1、扶贫形势：从绝对贫困到转型性贫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特别是人民公社的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村地区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而新时期的贫困，不管是个体呈现的，还是不同地区呈现出来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化转型所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地区受政策倾斜就先发展起来了，而另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差，又一时难以受惠于开放政策的地区，就变得贫困了。过去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时期，这使得中国转型性贫困大量涌现，比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贫困转移等问题。本来一些人口在农村不算贫困，可到城市后，成了城市的贫困人口。我们过去的扶贫政策、扶贫战略是在低收入状态下，针对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很低收入群体的一套战略。而制定新时期的扶贫战略要考虑到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快速转型的变化——我国已进入到中等收入社会，面对的是以收入不平等为特点的转型性贫困。过去扶贫工作着力解决“绝对贫困”、“极端贫困”带来的低层次的基本衣食问题，精准扶贫则是要以“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等更高的标准来解决贫困问题，更好地结合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行开发性扶贫。
2、扶贫方式：从外源式发展到内源式发展。通常情况下，一个区域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地区内部要素作用的结果, 二是依靠外来要素推动。前者被称为内源式发展, 后者被称为外源式发展。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而言，通常被认为存在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缺乏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活力，表现出过于传统、缺乏企业家、缺乏技术、因循守旧等特征。因而，外部援助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即通过嫁接、移植先进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落后地区迅速实现现代化。内源式发展核心理念是主张一个地区的发展应在内部寻找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强调发展最终都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内源式发展是一个本地社会动员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发展本地在技能和资源方面的能力，它使得发展的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的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的利益保留在本地。扶贫不等于单纯地给钱，贫困地区必须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寻找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模式;扶贫不仅仅要导入物质资本，还要注重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的导入，否则贫困人口会从生活贫困走向另外的贫困，比如生态贫困或是能力性贫困，这将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精准扶贫的扶贫方式需要充分考虑到贫困村之间的差异性、村落内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等问题，将外在的扶贫资源与贫困村的文化属性、人口特征、资源禀赋等结合起来, 寻找适合村落特点的扶贫发展模式。
3、扶贫目标：从单一目标到多元目标。过去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的扶贫任务主要是以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党和国家启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新的历史阶段，纲要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元目标，要求不仅提高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还包括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服务等，实现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表明我国扶贫工作从过去相对狭义的开发性扶贫进入到相对广泛的大扶贫领域。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是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发展，实际上是缩小差距，使经济发展惠及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内的所有人，最终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任务。
4、扶贫路径：“输血”— “造血” —“输血和造血协同互动”。扶贫路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的扶贫进展和效果。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再向“输血和造血协同互动”转变。实践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输血式”扶贫模式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出钱物对贫困者直接进行救济，以求得暂时的温饱，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救助”，但“输血式”扶贫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新变化，不仅农村返贫率较高，而且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贫困者有效脱贫。“造血式”扶贫模式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要素(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发展生产、提高教育和文化科学水平，以促使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为“开发式”扶贫模式，该模式最大的优点是通过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其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但“造血式”扶贫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区域扶贫，很容易忽视贫困户的个体差异，因而真正贫困的农户很难获得一定力度的扶贫。基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和90%的贫困人口仍然在农村的客观现实，实现“输血造血”协同的扶贫模式就成为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仍要进一步搞好“开发式扶贫、产业化扶贫、科技文化扶贫”等 “造血式”扶贫工作， 实现农村社会整体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实施“输血式”扶贫模式，通过“以点带面”的效应来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三、精准扶贫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1、在扶贫方式上要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以输血为基础，造血为根本。
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贫困户来说，给钱给物仅仅是一次“输血”，如果没有“造血”功能，一旦停止“输血”，最终只能是“原地踏步走”。如果用一次次的“输血”来培养“造血”功能，从而引起质的改变、质的飞越，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现状。实现“造血”式扶贫，也要改变过去单一的以解决温饱为目的的输钱输物“输血”的理念和方式，要为贫困户输思想、输技术、输教育、输金融。
输思想就是要运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战胜贫穷、改变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树立自我致富、劳动致富、市场经济的观念。输技术，就是要依托“雨露计划”等培训工程，开展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实现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转岗转产;依托农业专家、当地种养大户，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确保每一户贫困户至少有一人参加并掌握一种以上种养技术，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能力。输教育，就是要大力实施教育扶贫“拔穷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一技之长，才能确保“拔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要抓住贫困群众下一代接受教育这一“拔穷根”的关键，为贫困家庭的子女构建到户、到人的教育精准资助扶贫脱困体系，通过奖励补助、协助贷款、勤工俭学、减免学费等扶持政策给予多元资助让其完成学业，同时加强贫困户子女技能教育，并帮扶其顺利就业。输金融，就是要改革农村金融体制，为贫困户发展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业创新提供资金保障。金融是农村发展的血液，贷款难是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缺金融是贫困地区的短板。因此，要积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农村金融产品。要整合财政扶持资金，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投资环境，要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增加贫困群众政策性收入最好的政策是政府针对贫困者的小额贷款及贴息，这个具有普适性和持续性。
2、在扶贫目标上要处理好脱贫与全面小康的关系，以实现脱贫为基础，全面小康为根本。
扶贫开发直接关系到中国数千万人民的福祉，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小康，核心在全面。这个“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全面小康要做到这三点：一个都不能少：13亿人的小康;56个民族的小康;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上的小康。一步都不能迟：2020年之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实现同步小康。一项都不能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一项都不能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现实需求。如果说“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那么，扶贫、脱贫则是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必须确保如期脱贫、杜绝返贫，因此需要精细化的扶贫思想，促使贫困地区整体脱贫、全面脱贫。这还不够，整体脱贫、全面脱贫仅仅是基础，到2020年，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同步小康才是终极目标。
3、在扶贫对象上要针对不同对象处理好政策扶贫与制度保障的关系，以扶贫政策为基础，制度保障为根本。
贫困户贫困和返贫的原因很复杂，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才能做到精准施策。首先要区别两组概念：一个是扶贫对象和救济对象。扶贫对象就是那些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易地搬迁安置、生态保护、教育救助等形式，能够走出贫困，达到脱贫的目的。救济对象则是那些自身失去劳动能力的身残智障、重病患者、孤老或孤残儿童，无论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与其他人群同步迈入小康。对扶贫对象要通过扶贫政策的扶持，使他们尽快脱贫，对救济对象则需要建立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由政府兜底，以制度保障其进入全面小康，过上小康生活。第二个是要区别精准扶贫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精准扶贫本质上是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收入，使家庭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达到小康水平。而农村的水电路气讯等基础设施不到位，则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范畴，属于政府的基本职能。不属于精准扶贫的范畴，不扶贫，政府也要做。搞清这两对概念，要求我们政府在精准扶贫上，首先做到扶贫的制度和政策要精准。对扶贫对象要在提高收入上聚焦政策，对救济对象要在社会保障上建立制度。同时不要“精准扶贫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把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分内之事，认为就是精准扶贫，从而冲淡精准扶贫的效果。
4、在扶贫内容上要处理好移民搬迁与产业扶贫的关系，以移民搬迁为基础，产业扶贫为根本。
判断贫困户是否能脱贫，收入是重要和关键指标。仅有收入增长还不够，还须实现“两不愁、四保障”，这就要保证贫困户观念得到根本转变、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增收渠道，这样才能跳出“贫困陷阱”，实现稳定脱贫。移民搬迁仅仅是解决贫困群众住房问题的一种手段，它不是解决精准脱贫的根本手段。根本手段是产业扶贫，就是让贫困户有事干、能就业，有钱花。过去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搞了大量的移民搬迁，群众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由于生产和居住地相隔较远，同时就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使许多移民搬迁村成为贫民窟。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吸取。这些年房地产的无序发展使城镇产生了大量的空置房，有些专家和国家部委也提倡农民进城买房，应者寥寥，说明住房不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先决条件是就业。因此，精准扶贫重点在产业扶贫，要将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与扶贫对象自身特点相结合，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相结合，走一条“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穷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精准产业扶贫路子。
5、在扶贫主体上要处理好贫困群众与政府组织的关系，以贫困群众为基础，政府组织为根本。
在谁是精准扶贫主体上，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这就是认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认为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容易造成养懒汉现象，引发贫困户“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等靠要思想。我认为这一认识对于精准扶贫极其有害，这也是形式主义扶贫和扶贫委屈论的根源。扶贫对象是贫困群众，扶贫主体当然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理由有三：一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中央和各级政府层层签订军令状，要求各级政府完成这一目标;二是习总书记提出六个精准都是政府行为，特别是因村派人精准，要求精准包抓、驻村包抓;三是习总书记2017年新年致辞深情表白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明确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在引导贫困群众自我奋斗的基础上，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帮扶。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既要动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三送”干部以及科研院校进行“一对一”定点定人定责对口帮扶，又要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社会组织、扶贫志愿者乃至热心慈善事业的创业成功人士开展多种形式的扶贫帮扶活动，努力营造人人参与精准扶贫的社会氛围。要处理好干部帮扶与干部帮助的关系。干部结对帮扶是精准扶贫一大特点，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各级军令状的根本保证。“干部帮助”是一个时间点，只强调干部的即时付出，“干部帮扶”是一个时间段，既强调干部的付出，更强调干部付出后贫困户的脱贫效果，所谓不脱贫不脱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6、在扶贫策略上要处理好用好政策与深化农村改革的关系，以用好政策为基础，深化农村改革为根本。
形成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是精准脱贫的保证。精准扶贫政策涉及到易地搬迁、发展产业就业、生态补偿、发展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脱贫开发用地保障、科技和人才保障、财政保障支持、金融保障支持政策等，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抓手要形成完整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要处理好精准扶贫政策与一般惠农政策关系。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程度、扶持强度都要远超一般惠农政策。不能简单地把两者划等号，用一般惠农政策替代精准扶贫政策。
在加大扶贫政策执行力度的同时，从长远发展来看，要向深化农村改革要出路。农村改革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关于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是指导农村发展的根本遵循。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权分置、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等。向改革要发展、要脱贫，更靠得住、可持续。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农村改革的重点在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目的是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我主要讲三点;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汪洋副总理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长远看来，我国农业的从业主体，从组织形态看就是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从个体形态看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将从单一生产者身份为主向生产者、经营者、投资者多元化身份发展，成员异质性进一步增强。为此，一方面要灵活运用扶贫资金，为贫困户谋取更大更长远利益。如扶贫资金可以用于扶持引导贫困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劳动入股等形式创办合作社和各类基地;可以作为贫困群众的股份投入龙头企业、专业大户，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帮助贫困群众获得三金：土地租金、股金、薪金，变一次性年度扶贫资金为稳定收入来源。典型做法就是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其总体思路是：资源变资产，就是村集体将集体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要素，通过入股等方式加以盘活。资金变股金，就是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投入各类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农民变股东，就是农民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经营主体，成为股东、参与分红。
二是宅基地使用权方面的合作建房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84号)指出：“支持返乡下乡人员依托自有和闲置农房院落发展农家乐。在符合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返乡下乡人员和当地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通俗的说就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有钱，政策说，允许你们共建房屋。典型做法就是浙江联众乡村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创造的“联众模式”。“联众模式”是在农村建房，专门给城里人休闲度假的投资方式。联众公司寻找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乡村，与农户签订整体合作协议，在不需要农民投入资金的前提下，对整个村庄进行重新规划、建设，利用现有的宅基地重建新的四层小楼，统一组织经营。这种不需要农民投资、不占用耕地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商业经营模式被称为“联众模式”。主要做法：一是农户提供宅基地，社会资本出资开发建设。二是房屋产权归农户，社会资本拥有30年经营权。到期后，所有房屋使用权“物归原主”，4层小楼全归农民。另外村庄景区建成对外开放以后，收入按照公司60%、村委会或村民40%分配。三是利用对外经营帮助农村解决就业问题。聘请房主为管理员，每月支付一定的管理费，聘期30年。企业整理出部分土地，开发生态农业，扩大村民就业渠道。四是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依靠农家乐等新的旅游休闲形式，为城市人提供“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生活方式，引领国内休闲旅游。
三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指出“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核心要义就是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典型做法就是盘活土地经营权的“沙洋创新”。“沙洋创新”是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探索的承包权稳定不变、承包地合理互换、经营权有序流转、财产权有效实现，“田成片、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按户连片耕种模式。“沙洋创新”的“1233”路径。“1”即一个方式，对地块进行互换调整;“2”即两个集中，土地向单一的农户连片集中，向生产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3”即三个稳定，家庭承包的体制稳定、农户承包面积稳定、农户承包的期限稳定;“3”即三个步骤，第一步，地方政府加大高标准连片农田建设力度，实施基础公用设施建设，提高土地质量;第二步，以小组为单位制定按户连片耕种方案。操作方式：一是重新分地、面积不变，其实质是集体统一组织进行“承包经营权交换”;二是农户间协商，承包权不变只流转经营权，即以原有较大的地块作为基础，通过协商把邻近的小地块经营权流转到自家来;三是根据绝大多数村民意愿，采取依据家庭人口数量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达到使农户耕种土地连成一片，最大限度实现家庭规模经营。第三步，丈量土地、确定面积，通过商定的方案确定各户承包地的位置，按照应承包面积确定具体地块界限，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沙洋创新”的核心是解决承包地细碎化的问题，促进土地流转。
我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农村改革也是一样，要盘活农村资源，实现精准扶贫，只有向改革、向政策、向创意、向理念要发展。要按照“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树立“你发财我发展”、“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借鉴“六盘水三变改革”、“沙洋创新”和“联众模式”，积极开展改革试点，创造条件、主动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农村，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作者简介：
赵强社，高级经济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教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咸阳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市级“三五”人才、陕西省优秀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咸阳市城乡发展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曾先后在《学习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经济改革》、《理论导刊》等报刊杂志发表理论文章100余篇;专著《福利经济学研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西部经济强市战略研究》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政论集《享受寂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创新研究》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主编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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